十八大報告繼續強調這些年來一直堅持的經濟發展主線，強調經濟建設對整個社會建設的基礎性作用📸，這是給全黨😖、全國人民和國際社會一個很明確的信號：我們走過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發展之路，成功的經驗之一就是緊緊抓住經濟發展、經濟建設這條主線不放松，顯著增強了中國穩定發展的物質基礎；十八大後中國將仍然長期堅持這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路線，延續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在發展中改革開放的經驗。
十八大報告不是簡單地重復過去一再強調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了落實這個中心🔬，報告對很多重大經濟建設提出了更具體🎑、更有新的階段性特征的設想和要求⚫️，其中特別有意義的是強調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改善。我國經濟領域中的重大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城鄉關系、地區關系👩🏻🎤♘、收入分配關系、不同產業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系🦸🏿♂️。
為什麽要註重上述重大結構性問題的戰略性調整🏄🏼♂️？結構調整有兩種，一種是適應性調整，即隨行就市🙆♀️，隨機而動，別人調整了🧴，我跟著調整，別人沒調整😒，我就不動。適應性調整是必要的，例如企業隨著市場結構的改變而調整經營模式和經營結構，消費者根據價格信號做出購買判斷🫴🧑🏿🍼，都是必要的適應性調整。但對於國家而言，更具有戰略意義的是，著眼於國際國內發展的大趨勢，著眼於國家面臨的重大結構性問題，著眼於廣大人民群眾的重大需求，來針對以上七個重大結構性問題進行調整🚾，這種調整就屬於戰略性調整🐶。戰略性調整具有全局性、整體性和創新性的特點。全局性是指，具有戰略意義的結構性調整不是著眼於某個地區、某個行業🧛🏽♀️🕵🏼♀️、某個部門，而是涉及全局以及全局戰略下的各地區、各行業👨、各部門。整體性是指，國民經濟與政治、社會、文化🧑🏽🔬、環境要協調共進，國家對實現戰略性結構調整的政策、體製🙇🏻♀️、機製，也必須作出整體性籌劃和設計🫶🏽，防止和避免某些部門和階層壟斷資源配置權，導致利益部門化和階層化👰🏻♀️，加劇結構剛性,損害國家的整體利益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創新性是指💪🏼，不是對現成的技術🧎🏻♀️➡️、現成的理念和模式進行簡單地重復模仿👳🏼♂️，而是在強化集成創新、原始創新和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基礎上，未雨綢繆，做別人還不能做到的事，做自己還沒有做過的事，對人民群眾未來有可能遇到的重大問題和重大需求，以及人類發展按照規律將會出現的趨勢👏🏽、目標，具有有戰略性的把握。
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對我們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和體製機製設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適應性調整不需要大智慧👨🏼🔧，亦步亦趨，只要敏銳靈活即可🌌。這種調整的最好狀態充其量也不過是與先進者的水平和模式趨近🤽🏽♂️。而我們黨所領導的這個國家承擔著持續改善中國社會各階層福祉，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推進整個人類文明的戰略使命👨❤️👨🛋，如果僅僅著眼於、滿足於亦步亦趨🧘🏽♀️，是不可能完成這些戰略使命的𓀓。創新性的結構調整，需要立足於更高的境界👩🏼🚀🔀，著眼於長期目標🧓，有計劃地選擇一些重要環節和重要突破口𓀇，獲得由點及面，由局部到整體🙍♀️，牽一發而動全局的效果。
中國經濟社會的結構性危機凸顯了戰略性調整的重要,公共部門必須有足夠的精力、時間和自覺性，增加公共品的供給⏮☃️，改善公共品的配置水平🧜🏿，並保證公共品供給的可持續性。為此✈️，公共部門必須及時從本應由市場機製來完成的資源配置體系中退出來，尤其是從要素市場中退出來💏，從過多的商業事務（如招商引資、建所謂政府融資平臺🐗、直接參與商業資源配置，等等）中退出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公共領域🧪，實現政府職能的戰略性轉換。顯然，中共十八大報告把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作為今後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關鍵👩🏽🎨🖖🏽，這是有深意有針對性的。
過去三十多年🐌，政府通過直接參與和控製資源配置，為經濟高增長🔴，推進社會發展，做出十分顯著的貢獻💆。一個後發展的趕超壓力很大而又沒有良好的市場體系的大國，在經濟發展之初政府幾乎無所不為💂🏿♀️，承擔無限責任🏄🏻♀️，似乎有其合理性。國內外學界對中國道路的特殊性的認定也隱含了對我國政府作為無限責任主體的認定🫀。問題是👩🏼💼，政府直接參與和控製資源配置，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還是經濟社會發展特殊階段不得已的選擇🤙🏿？如果是前者🎪，中共十八大報告關於改善政府與市場職能定位的說法就沒有實際意義了⛹🏽♂️。經濟高增長🎉，特別是1994年實行中央與地方分稅製以後，地方政府間競爭充分展開和資源被充分動員所實現的持續高增長，政府是強有力的主體。但是🤙🏿，高增長伴隨著三個嚴重的發展悖論👃🏻：政府扮演經濟增長的第一推手，而企業創新的動力和能力普遍不足，以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十分不顯著😟；政府十分忙碌🦹🏼♀️🌇，國家物質財富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顯著增加，但政府公信力卻在逐漸下降，公權腐敗的規模呈逐漸上升趨勢🦶🏿，社會運行成本幾乎單調遞增；競爭性私人產品和勞務日益豐富，但公共品特別是直接影響基本民生的基本公共品卻相對匱乏並嚴重配置不均🚵🏻♀️。發展悖論直接導源於政府職能錯位，本應由市場和企業扮演的角色🧑🏻🍳，卻過多地由政府越俎代庖，與公共資源配置相關的體製機製安排也沒有常態化、製度化和法製化，權責範圍不清，難免造成“政府太累”、“政府太貴”、“政府太虧”、以行政權代替法權、以政策代替法規的事實。政策很重要，但是如果政策背離了法製原則🤥、背離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那麽政策就極有可能為獲得短期增長而損害長期發展；公權力也很重要，但公權邊界不清且不受約束，公權必然腐敗👩🏿🦲。“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事實上🏋🏻♀️，我們已經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政府與市場如何重新定位，使政府既有所作為，有大作為👨🏻🍳，又不以政府的政策行為去代替、甚至損害市場配置資源的機製，這是經濟學界今後特別要關註研究的重大問題🐏，更是經濟體製改革要完成的重大使命😼，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所說：“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甚至也是我國政治體製🧑🔧、公共行政管理體製和社會管理體製改革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可以說，如果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短期內物質財富總量還會增加，一部分人的財富還會顯著增加🅿️，但長期來看，增長與發展的矛盾🐝、結構與總量的矛盾、個富與共富的沖突🧘🏽♂️、部門利益與整體利益的沖突👨🎓，將以更加嚴峻的形勢表現出來。
新時期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的新特點新任務，要求政府要有更大的作為，但政府愈是要有所作為就愈是要明確新時期的主要職能定位。根據我國上述諸多結構性問題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影響🗡，我認為，今後較長時期內，政府必須重點在基本公共品和公共服務領域下工夫，加快實現基本公共品和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是才戰略上調整和優化經濟社會結構𓀂，培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力，實現社會公平的最基本的環節。丟掉了這些基本環節🍦🆓，抽象地談論社會公正公平則毫無意義。基本公共品和公共服務主要包括：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基本醫療保險、基本社會保障👸🏽、基本住房、基本道路、基本就業👂🏻、基本消費安全🧑🏿🦱、基本文化產品等十大類👨👧👧。相應地，由競爭性的市場來解決非公共品的供給🫲、配置和可持續增長⌚️。
問題的另一面是：市場體系建設如何才能適應政府與市場的合理分工，擔當起資源配置主體的角色🦌，安全、充分🤵🏻♂️、有效地提供和有效配置競爭性產品和勞務🧖🏻。過去三十多年，我國經濟市場化的改革總體是成功的，這是主流。肯定這個主流，更多的是肯定市場交易的擴大✮，促進了社會分工，市場在資源配置體系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顯現。但是經濟市場化改革廣度有余而深化遠遠不足🧝。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種種亂象無不涉及市場深化的問題，例如商品品質危機🤰🏿，居民生活不安全，國家商業聲譽嚴重受損😮💨，乃至整個國家軟實力遭到嚴重損害🕵🏿♀️。市場之亂固然與文化、經濟發展階段和社會治理結構等其他因素有關，更重要的是這些年來我們更多地註重市場交易範圍的擴大，而沒有相應地、適時地把市場體系建設的重點放在市場深化上。
市場深化可以概括為幾個方面。其一🏄🥉，要建立健全品質標準的製定、執行和監管體系。目前看似有很多法規、政策、製度，但很多如同虛設🫛，執法成本太高，違規成本太低，逆向淘汰機製普遍存在。
其二，全面加強企業高層管理者的商業倫理教育，從根本上改變已經嚴重異化變味的工商管理教育體系，保證工商管理教育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強調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及擔當責任的人格和能力。這個問題必須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來研究和解決，再也不能耽擱下去了。
其三，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要符合市場深化的要求🫴🏽。光提政府從市場中退出來是不夠的，政府還要服務市場、服務企業👩🏻🦱，監管市場、監管企業。我認為，監管也是服務，如果沒有監管，最後是害了市場、害了企業📔。在中央與地方分稅製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對本地製售偽劣、汙染等問題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偽劣不受打擊💖，汙染不受控製✦，甚至在中央、國家部門來調研相關問題時文過飾非，久而久之使各地區政府似乎都落入“囚徒困境”👨👦。
戰略性結構調整需要職能定位清楚、廉潔高效的政府，需要競爭、高效、恪守商業倫理和市場法規的企業，需要規範安全公平競爭的市場。全面改善政府🚣🏼、市場、企業三者的關系✸，是未來深化經濟體製改革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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