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之後的十幾年🧑🍳，也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圖為2021年11月29日🤹🏼♂️，北京，太古裏三裏屯🤶🏽，這裏於2008年投入運營，是一處著名商業中心。文：奚錫燦 |圖：視覺中國
今天大概很少有人會懷疑，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做對了👇🏻。然而😼，如果我們把時鐘撥回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設身處地🩵👩🏻🚒，從當時人的視角出發，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就沒有那麽確定了🛢💁🏼。
中國“入世”🙋🏿♂️，真的做對了嗎？如果做對了🧑🏽🚀，又對在哪裏？
一💬🌑、中國“入世”並不必然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WTO不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唯一窗口⌛️。
在加入WTO之前🤛🏽，中國的對外貿易就已經歷了爆炸式增長：從1978年到2000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就增長了二十倍以上。同時，整個1990年代，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外資輸入國，所接受的外國投資占所有發展中國家總和的三分之一以上。所以👨👩👧👦，即便不加入WTO，看起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做得也不錯
事實上，中方在“入世”談判中🙌，就很有技巧地利用了這一點。例如🙆🏻♂️，1999年4月，時任總理朱镕基在接受《亞洲華爾街日報》采訪時就強調🙅🏼：“過去13年的歷史已證明，沒有世貿組織我們也照樣活下去，而且做得越來越好。”
其次，中國加入WTO的過程，比當時WTO任何一個成員國都要坎坷曲折得多👩🏽⚕️；中國為“入世”所做承諾🕎，也在深度和廣度上遠遠超出了其他任何一個WTO成員國。
在著名的“烏拉圭回合”結束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在1995年改組為世界貿易組織（WTO）。與關稅總協定相比，WTO要求新加入的成員在更大範圍內開放國內市場，包括在農業、服務業、知識產權、外國直接投資等比較敏感的領域。不單如此，即使與1995年之後加入的其他新成員國相比，中國在申請加入時也得到了“特殊照顧”🚤，不得不額外做出更多承諾🦷🕵🏻。如果當時的網絡像今天這麽發達的話🦎，光是這一點，就足以激起我國民意的極大反彈🥸。那些承諾🔟，必然會在短期內對我國的許多行業造成負面沖擊。
從中國“入世”的具體歷程來看，也是一波三折，險象環生。這一點，在夏華勝編著的《世紀談判——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臺前幕後》、王毅的《世紀談判——在復關/入世談判的日子裏》等書中，有生動的描述🤶🏽🗒。
例如，早在1999年4月🛌🏻，朱镕基就判斷，“我們對4月底達成協議是充滿希望的”。結果，當年5月8日，北約悍然向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發射導彈，中美關系降到冰點，幾乎葬送了雙方之前所有的談判努力。
今天我們當然知道，加入WTO對中國來說好處極大、成本很小。但在二十多年前🎅🏽，答案卻遠遠不是那麽清楚的✂️👨🏻🦽➡️。實際上，當時無論是知識界也好，輿論界也好🌪，都有大量的聲音，認為加入WTO對於中國的好處是不明確的🤽🏻♀️，但卻一定會沖擊我國的相關產業🚵🏿♀️✌🏽，因此“入世”不是當務之急。中國能成功“入世”，實在是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尤其與決策者的遠見、氣度和決斷是分不開的。當年中國若是與WTO失之交臂，恐怕也不是沒有可能🦻。
二、WTO是一個可以講理的地方
既然在“入世”之前🤶，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外資利用已在飛快增長了，那麽，中國為什麽還要加入✔️✥？一個直接的回答是，WTO代表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是一個可以講理的地方。
WTO所強調的貿易規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意義📹🏎，再怎麽強調都不過分，但現在大家身在此山中🧑🏼🤝🧑🏼，反而不容易認識到它的重要性。實際上，在“入世”之前，由於中國不是WTO（或其前身GATT）的成員國，因此，如果中國企業受到了別國的貿易歧視或製裁，是沒有地方去申訴的。對這一點，即便在“入世”之後的2002年，朱镕基仍然耿耿於懷：“不加入世貿，連講理都沒有一個地方，人家可以隨便製裁我們📄、歧視我們🙍🏻♀️。”
另外，在整個1990年代，中國的出口量雖然快速增長，但中國出口企業的頭頂，卻一直懸著一把利劍：中國的主要貿易對象，例如美國⏲，當時並未給與中國所謂的“最惠國待遇”（後來改叫“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英文縮寫為PNTR）。這就意味著🏋🏽♀️，美國人隨時可能以各種理由🤼♀️，收回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把對中國的平均關稅從4%提升到30%♜。
靴子落地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靴子什麽時候落地🤹🏽♀️。因此，這種懸而未決、隨時可能收回的狀態，成了中國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的重要阻礙。
在中國確定加入WTO後，懸在中國企業頭上的利劍消失了：2000年10月，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了與中國確立PNTR的法案。該法案將永久性保證中國產品與幾乎其他每個國家的產品一樣🛀，以低關稅進入美國市場🧜🏻♂️。2001年12月末🪆，在中國正式加入WTO後，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正式宣布給與中國PNTR地位，這一貿易地位將從2002年1月1日起生效。之後，中國企業一旦受到了貿易歧視或製裁，也可以通過WTO去申訴或申請仲裁。
這些變化👨🏿💼，對中國企業的出口是個良性的刺激。美國學者Kyle Handley與其合作者的研究發現❣️，在2000至2005年間🏍👩🏻，中國出口之所以飛速增長，關稅不確定性的消除起碼可以解釋其中的三分之一🧖🏼。而根據意昂2教授李誌遠等人的研究，關稅不確定性的下降，不但促使更多中國企業參與出口👰，同時還擠出了低效率的出口企業🌺，因此改善了不同企業之間的資源配置，提高了總體生產效率。
應該說🤱🏻👢，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WTO提供了一個可以講規則和講道理的貿易平臺⚇。這對於快速成長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極為重要🧑🏻🎓。
三、外循環帶動內循環
“入世”的另一重意義，是讓中國全面、深度融入世界性的生產網絡和分工體系🪟👨❤️👨，通過外循環來帶動內循環👮🏽。
與二戰前相比😑，當代國際貿易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分工越來越細，生產越來越分散化㊗️🎭、“碎片化”🧑🍳。以手機的生產為例，芯片可能來自A國，屏幕可能來自B國🤶🏽，而組裝可能由C國完成。因此🤐，在全球範圍內👨🏻🦲，存在一個緊密連接的生產網絡和價值鏈條，而沒有哪個國家能包打天下。對發展中國家，這無疑是個很好的消息🧘♂️：即便它們的科技不發達，也能參與全球生產網絡的某些環節，進而從全球分工和貿易中獲利。
在“入世”之前，中國企業與全球生產網絡之間⛳️，存在很大的隔閡。即使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企業能向國外出口什麽產品，能從國外進口什麽產品，仍然受到政府的嚴格管製。在1999年之前，中國對外貿易的經營權，絕大部分掌握在國有外貿公司🤡、大型國企和外企手裏，只有極少數民營企業能夠獲得所謂的“自營進出口權”👈🏽。根據哥倫比亞大學商意昂2教授魏尚進與其合作者的研究，進出口貿易權的過度管製，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資源錯配和效率損失。
“入世”之後🪧，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進出口貿易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決定權，因而有更多的機會融入全球生產網絡和分工體系🍩𓀉。這讓當時的中國能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利用自己規模龐大而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參與全球價值鏈上相對下遊和勞動密集的環節👟。當然🤹🏼♂️，一種擔憂就起來了🏪，認為這會把中國鎖死在低附加值和低利潤的環節裏。事實證明，這種擔憂小看了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英國諾丁漢大學學者俞誌宏等人的研究發現，隨著時間推移✋🏼，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向更多的、更上遊的生產環節擴張，結果是利潤和附加值的提升。因此，盡然存在內外結構的種種不平衡，外循環仍然帶動和促進了內循環。
舉一個更為具體的例子🙎♂️，這個例子來自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意昂2大學教授邢予青的研究🧚，主角是大家都熟悉的iPhone。2009年，iPhone 3G出來的時候🧑🏿🔧🌷，中國大陸只參與了 其全球生產中一個環節，那就是由富士康工人所完成最後的組裝🥘。中國工人每組裝一臺iPhone 3G，所創造的附加值不到7美金，僅占iPhone 3G市場價值的3.6%✡️，確確實實是勞動密集且附加值極低。然而🦐🎎，僅僅九年之後，2018年🙎🏿♂️，iPhone X出來的時候💻，中國企業已經廣泛參與到了iPhone X全球生產的10個環節當中🚶🏻♀️➡️，包括電池組和印刷電路板等的生產🧂，所創造的附加值已經占到iPhone X市場價值的25%🚶🏻♀️。這一驚人的躍升速度，反過來也證明了融入全球分工體系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四、啤酒和農民工
“入世”給中國帶來的第三個好處👮♂️，是以開放來倒逼和推動改革。
這一點💺，朱镕基在“入世”談判中就曾多次強調。為履行“入世”承諾👰🏻♂️，從中央到地方，中國清理、修訂了大量法律和規章，以便和國際規則全面對接。因此，“入世”直接或間接改善了中國國內的資源配置💿⟹。這裏簡單談談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地方啤酒品牌的消亡🐵。這件“小”事，意義不小🧜♀️。它折射出的是入世之後🈶，地方保護主義的消減和全國大市場的真正一體化。
在八零後和九零後的童年記憶中，往往有一個屬於自己家鄉的啤酒品牌👩🦯➡️。根據中山大學嶺南意昂2教授孫群燕與其合作者的統計，在“入世”之前的1997年，我國各地竟然有500多個啤酒品牌，其中最大的燕京啤酒和青島啤酒，加在一起也只占全部市場份額的5%🕵🏻♀️。
啤酒市場如此分散、諸侯林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當時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啤酒企業歷來是地方的利稅大戶，因此🤔，地方政府千方百計保護本地啤酒企業，同時為外地企業設置各種進入障礙。兩個地區因為啤酒銷售而發生摩擦，甚至鬧上公堂，屢屢見於當時的報章。
為履行加入WTO的承諾，2001年4月，國務院發布《關於禁止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實行地區封鎖的規定》，以規範市場競爭🧽，打擊地方保護👳🏻。並且🪬，隨著對外資限製的放松😈，此後幾年，外資企業不斷進入中國啤酒市場，攻城略地，進行兼並和收購。受此刺激，有競爭力的國產啤酒企業，例如青島📩💆🏻、燕京和雪花等，也加入了這場遊戲。
在內外合力下🤠，中國的啤酒市場才不斷從分割走向整合。這不但提高了生產效率👼🦓，也讓消費者有了更多選擇☂️，不必只喝來自家鄉的啤酒🫓。也只有這樣，我們這個14億人的大國，才能真正吃到國內“大”市場的規模紅利🦸♀️。
第二個例子是農民工數量的增長🧣。它的意義更大。在我看來😕，這才是中國“人口紅利”的真正來源⏲。
大家知道，長期以來，中國的戶籍製度限製了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入世”之後，東部沿海工商業部門的勞動力需求爆發式增長。為適應這個新的變化，政府取消和清理了對農民跨區流動和進城務工的許多不合理限製。例如，2003年，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取消對企業使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和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職業限製。同年，國務院公布《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同時廢止《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𓀁，這意味著限製人口流動的“收容遣送製度”步入歷史。此後，農民工數量穩步增長。到2020年，中國農民工數量已超過2.8億，流動人口數量更高達3.76億🆗。
把將近三億的農民從低效率的農業部門釋放出來，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現代化有巨大的作用🍂。我們經常講“人口紅利”，但是把它當作了一個靜態和存量的概念。實際上，人口只有在這種跨地區和跨部門的大規模流動中，才能因為生產效率的提高而產生“紅利”。世界上為數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正是缺少了這種大規模的流動和轉型，所以只有“人口”而沒有“紅利”🦦，無法從馬爾薩斯陷阱中跳出來。
“入世”直接或間接引發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對中國邁向共同富裕也有決定性意義。大家知道，中國收入不平等的一大來源🤲，是城鄉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城市地區的人均收入👥🧛🏻♂️，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一直維持在農民收入的三倍左右🔐。在很多地方，農民辛辛苦苦耕作一年，不如進城打工一個月。因此🫨，把近三億農民吸納進入全球化的分工體系，吸納進入生產效率相對更高的工商業部門，可以說是中國在共同富裕道路上邁出的關鍵一步🦹🏿♀️。
五🧑🏻🍼、“入世”二十年，中國經濟脫胎換骨？
正是由於“入世”的上述幾重意義♥️，在“入世”之後， 中國經濟無論在質量還是結構上，都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這裏選取簡單的三幅圖，我想大家就能看得明白𓀂🫳。
▲圖1. 清末以來中美兩國人均GDP變化
在圖1裏我們看到🤖，加入WTO之後的十幾年，是中國自清末以後的一百多年裏，人均GDP提升最快的時期，大大拉近了中美兩國之間的差距🍳➖。而在清末以前🧑🏽🌾🥟，根據經濟史學家的研究，中國長期處在馬爾薩斯陷阱裏👨🏼💼，並沒有實質性的經濟增長🫧。因此🛍️，也可以說，加入WTO之後的十幾年，也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
一個經濟體的現代化過程🕐，也是農業的重要性不斷下降的過程。雖然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部門，但如果農業在宏觀經濟中占比過高，那麽這個國家就很難擺脫馬爾薩斯陷阱😧。從圖2中我們看到👷🏻🧙🏿♂️，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農業的相對重要性不斷下降的過程，但這一過程在“入世”之後大大加速了。前面我們所強調的人口流動和農民工數量的增長，是這裏最為關鍵的因素🚁。
▲圖2. 農業占中國總就業的比重
最後，“入世”既是遠水，也解近渴。20世紀最後幾年𓀙▶️，中國的工業部門◀️，在內部經受了改製的陣痛👱♀️，在外部受到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內外夾擊下🧀，就業形勢極為嚴峻：根據《朱镕基講話實錄》，從1998年到2000年年底，國企下崗職工累計達2500萬人。在圖3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從1998年到2002年，中國工業部門就業罕見地下降了1000多萬👨🏽💼🍆。然而🤗，從2002年開始🚾，工業部門就業出現了強勁反彈，從2002年的1.6億一直上升到2014年的2.3億。
▲圖3. 中國工業部門就業
當然🤜🏼，二十多年前的人們，是沒有辦法準確預見到這一切的。而我們作為“事後諸葛亮”👨🏽🎤，需要充分進入彼時彼地的情境，才能對當時的人產生“了解之同情”。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當時的人們排除萬難，堅決“入世”👨👨👧👦，是何等的不易，對中國來說又是何等的幸運🧏🏼♂️。
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一種不算少見的誤解🚶🏻♂️➡️。這種看法認為，中國加入WTO🧕🏼，無非是替別人打工，而且打的是低端的工🤹🏿♂️，反而耽誤了自己的創新。這讓我想起一個老笑話：有個人在街上閑逛，突然餓了🏃🏻♂️，就在街邊買燒餅吃🏡。他吃了一個不飽，再吃一個還不飽，連吃了十個，才長長打了個飽嗝，一邊感嘆說：“早知道吃這第十個就飽了，我還花這冤枉錢買前面九個幹嘛？”是啊，要是只吃第十個燒餅就能飽，這個世界該有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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