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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書上架 | 張軍:《我的經濟學思維課》

      發布日期:2020-06-08  瀏覽次數:

    內容簡介

    本書從個人決策、商業邏輯到宏觀大勢,張軍教授把對經濟學和經濟現實的獨到理解,融入到這45堂課程中,從現象到原理,深入淺出👴🏽,為你搭建起你經濟學的思維大廈。也許你正面臨學業或職業的抉擇,或者你正在尋找新的創業和投資機會,又或者你只是單純想尋找讀懂大勢的靠譜邏輯✊🏿,這門課都能給你用得上的思維武器。

     

     

    書 摘

    年輕人為何不願意生孩子?

    眾所周知,現在我們國家的生育率非常低,甚至比很多發達國家都要低。要不要生孩子🧑🏼‍💼,生幾個孩子,每個家庭都有很多的考慮💌。那麽考慮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其實就是收入📟,或者說跟整個經濟有關。為什麽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上去了,生育率反而下來了?為什麽現在放開了二孩政策,整個生育率的改變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大🏊🏻‍♂️?著名經濟學家張軍教授在他的新書《我的經濟學思維課》中📣,做了如下的分析👩🏽‍🏭。

    其實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有一位經濟學家就費盡心思地去研究了這些問題,他構建了一個經濟學的模型🪭,後來發表了《生育率的經濟學分析》這篇著名的文章。在這位經濟學家看來,整個家庭的生育決策,其實也是基於成本和收益的考慮🎬。這位經濟學家就是199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芝加哥大學的加裏·貝克爾。

    貝克爾認為孩子其實是耐用消費品🧖🏼‍♂️:作為一種商品,孩子能給父母帶來極大的效用👩‍🦯‍➡️;孩子是夫妻雙方愛情的結晶👨🏻,可愛動人🚗,可以讓父母享受天倫之樂🥤;孩子長大以後可以孝敬父母,使人老有所養🚷。所以盡管養育子女要花費很大的心血,但是絕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生孩子。

    既然孩子是寶👨‍🎤,是不是說多多益善呢?貝克爾認為生孩子就像生產商品一樣,也要花費代價。在落後的地區🔍,婦女的勞動生產率很低,生孩子的機會成本就相當低🚶‍♀️‍➡️,並且孩子的撫養費用相對來說也少🏊🏼‍♂️🤞🏼,所以人們可能願意生更多的孩子。而發達地區人口的出生率更低💁‍♂️,因為這些地區養育孩子的成本非常高🤹📀,一般的家庭不太容易承受😳,所以這時候生小孩的願望就大大地降低。

    貝克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經濟分析🦹🏿‍♀️,有個很重要的含義,人均收入的增長🧎🏻‍♀️‍➡️,一定會導致生育率的下降,以及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急劇上升。這也就是說你一旦生兒育女,就不得不放棄一些其他的機會,而這些其他的機會對你來講很可能是你不願意放棄的。所以生孩子這件事,就會受到你願不願意放棄其他經濟機會的選擇的影響。

    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越是經濟機會成本更高的地區,婦女生孩子的願望就越低,這樣就會抑製家庭的生育意願,導致生育率的下滑。同時我們也看到,父母的教育水準🪗,尤其是母親的教育水準相對越高🪼🧏‍♂️,父母對孩子出生後的教育質量、受教育的程度以及未來的發展就越關註🕕,這種關註的程度👨🏻‍⚖️😅,要遠遠勝過對擁有孩子數量的關註,這也會導致生育率的下降。

    除了1960年貝克爾的開山之作以外🧗🏼‍♂️,他還發表過兩篇小文章討論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芝加哥大學還有一位經濟學家👩🏼‍🎤,同時也是法學家,叫波斯納(Rich Allen Posner),波斯納是美國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法官🙋🏻‍♀️,也是推動法學跟經濟學相結合的主要人物🧑‍💼。

    在博客比較流行的時候,貝克爾和波斯納都有一個很著名的博客,兩人經常在上面寫文章🦶🏿。貝克爾在博客上發表過一篇叫《中國到了放棄一胎製的時候了》的文章😸,這一年是2012年👨‍🦯‍➡️。2013年🚭,貝克爾又寫了一篇文章叫《中國放棄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第一篇文章的主要看法是🧔🏽‍♀️,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整個經濟獲得到了迅速的增長💇🏼‍♀️,同時中國的教育水平👨🏽‍🏭、城市化進程等都在大幅度地提升。這個後果是什麽⏫?他說一定是中國生育率的急速下降,這反過來又會影響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所以他的建議就是中國應該放棄一胎製。在第二篇文章裏🙎🏻‍♂️🩴,貝克爾說中國放棄獨生子女政策當然是好的🫚,但是恐怕也難以扭轉中國面臨的出生率持續下降的趨勢。我想類似的結論也可以在梁建章的相關研究、易富賢的《大國空巢》、何亞福的《人口危局》等相關資料中找到。也就是說,即便中國現在全面放開生育,我們的人口也不會有大幅度的增長。

    理由還是貝克爾所講的,經濟發展是最好的避孕劑。按照貝克爾的說法🌄,一個家庭的生育決策是由其收入✋🏼、教育水平以及其他個人因素來決定的,“讓家庭自主選擇生育孩子的數量”。總而言之,家庭的生育決策是基於生育子女和撫養子女的成本與收益的權衡做出的理性選擇。

    我今天要從經濟學的角度給大家分析一下生育率下滑背後的原因🖲。現在很多人都抱怨說養不起孩子👡,網上也曾經有人說,越窮越生得多,越富越生得少。年輕人現在往往只強調前者,不說中國過去有計劃生育的政策,即便在歐美沒有實行過計劃生育的國家,生育率也是下降的。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日本、韓國🌤。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生育意願都有大幅度的下降,所以生育率的下降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的現象🪆。

    實際上🧑🏼‍💼,通過宏觀的數據來看,經濟越發達的經濟體,生育率下降得越多,而且絕對水平顯然比欠發達經濟體要低🚶‍➡️,或者說,一定程度上生育率和經濟發展的程度是成反比的🖕🏻。

    日本就走入了這樣一個怪圈,政府不斷地補貼🦗,不斷地鼓勵生育🥦,但民眾就是不想多生孩子。日本的基礎生活水準是相當高的🔥,在設計養老金製度的時候📕,他們約定的是民眾給社會交錢,讓社會給自己養老🧿🧕🏼,子女對老人是沒有贍養義務的,他們只要交養老金就行了。

    假設我花100萬元養育一個孩子十八年,政府補貼了我50萬元🔑🙏,結果長大了他去交養老金🕧,不來贍養我,那麽我是不是還虧了🏗?日本民眾並不蠢👨‍👧,在這樣的體製下🚣🏼,他們當然就應該不生孩子🤷🏿‍♀️。這樣的激勵政策往往只對底層的窮人有用,他們養育孩子的成本接近於零👍🏽,政府還能補貼,這個時候他們就有動力去生孩子。

    其實解決養老問題有兩條路,一條路就是補貼窮人,讓他們去多生孩子,因為他們的養育成本低⛺️,生孩子就很合算;另外一條路就是斷掉民眾的後路,讓沒有孩子的人老無所依🔑🪨,為了自己,他們也許會選擇去生孩子🧑🏼‍🔧。

    為什麽目前放開二孩或者三孩,甚至鼓勵生育,都很難讓民眾去更多地生孩子?因為生育率隨著經濟發展是遞減的,這是一條鐵的規律。如今養育孩子的單位成本已經不一樣了,如果撫育孩子所占用的時間🏌🏽‍♂️,在父母的整個時間中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比例👨‍🦱,那麽隨著父母單位時間的生產率,也就是父母的收入不斷地提高,養育孩子的成本就越來越高🤽🏻‍♀️,所以父母就會傾向於少生孩子,而把更多的錢用於改善孩子的教育質量💁🏿‍♂️。所以這和我們的感受是類似的,因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們的人均住房面積3.6平方米的時候🎙,一對夫妻可以養四個孩子🏌🏻𓀊,現在顯然不可能👩🏻‍🏭⬛️,因為大家更願意少生孩子🧙🏿,而把更多的精力和開銷用於增加孩子的教育支出👳🏻‍♂️。

    每個人養育孩子的成本是不一樣的,假設你是一個自由職業者,月收入為零🎏,全靠政府轉移支付🌎,那麽你養一個孩子,休息6個月的成本就是零;如果你的月收入是1萬元,你休息6個月🌇🂠,養育一個孩子的基礎成本就是6萬元。你每個月給孩子花費時間越多,就越會減少你工作的時間🚵,進而影響你的收入,這樣就會導致你養育孩子之後一直處於虧損的狀態。

    現在年輕人的爺爺奶奶們在人均居住面積3.6平方米的時候願意生孩子,是因為那個時候生孩子成本很低,而且回報是很高的,孩子給他養老,當然是多多益善,所謂“多子多福”。但如果你月收入是10萬元👳🏿‍♀️,按照這個邏輯,生孩子這件事不就虧損了嗎?所以從本質上看📚,生兒育女其實是有功利的一面的📚。

    我們總結一下,今天我們從生育率下降的現象開始,講了怎麽從經濟學的成本與收益權衡這個角度來看待生兒育女的決策。

    父母對子女的養育行為☂️👩🏻‍🏭,是用金錢來計算投入與產出的✵,其中時間👨🏼‍🚒、情感等因素也可以折合成經濟的因素🌺。父母將子女看成一種特殊的耐用消費品,並且在質和量兩個維度來權衡投入和產出。生育孩子是一種消費行為,孩子是一種效用資源,類似於耐用消費品🦸🏻。作為消費者的父母遵循的是效用最大化的原則🤷🏼‍♀️。從某種角度來講,父母對孩子的質量和數量的選擇📓,是家庭內部影響生育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性因素。

    望塵莫及的房價和生不起的孩子,可能是當下生活在都市裏面的每個人都常見的一種抱怨🤹🏻。面對整個中國生育率下降的問題,網上曾經有人調侃說🤦🏽‍♀️:“這都是高房價惹的禍!”我想房價顯然會影響生育的選擇😉🤟🏻。

    當然生育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一方面它是一個家庭的隱私⇒,另外一方面它又關乎著一個社會的未來⛽️,一個國家的未來。中國在放開二孩的兩年多的時間裏↕️,生育率好像並沒有像官方所預料的那樣有明顯回升,依然在1.5%1.6%的低位徘徊。按照國際的標準🔫,要維系正常的代際更替♍️,生育率應該不低於2.1%🗿。顯然🌙,我們的生育率水平沒有達到維持正常的代際更替的水平♨️。

    最後,我留兩道題:

    1. 你覺得我們現在的生育率還會繼續下降嗎?

    2. 你覺得政府應該采取什麽樣的措施、什麽樣的政策來阻止生育率進一步的下降🙍🏼‍♂️?

    公司缺錢🌚,應該借錢還是發股票?

    為什麽中國大多數的公司都希望在資本市場上市?如果你是一個企業的老板,你選擇在資本市場上市的理由到底是什麽?如果覺得不上市對公司發展更有利的話🤘🏼,你的理由又是什麽?意昂2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張軍教授在他新近出版的《我的經濟學思維課》一書中給出了答案🐲。本書可以讓你擁有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學會獨立思考並獲得這個時代稀缺的判斷力🫃🏽。

    對於一個企業的管理層來說,有一項決策在對於企業的重要性上肯定要排到前三位,那就是融資決策。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討論的,就是關於公司的融資方式的問題:公司的發展需要錢🧺,如果缺錢,公司應該發行債券融資還是發行股票融資呢?

    這些融資的方式其實還是有所區別的,比如發行債券,需要支付的利息是固定的。無論企業經營得好壞,都要按照既定的時間和利率來償付債券的利息給購買方♔。

    發行股票的話,是核心的股東一起承擔企業的經營風險。如果企業盈利了,所有的股東可以一起分享利潤的分紅♏️。在企業經營不好的時候👮👬🏻,這種分紅的成本通常比發行債券的利息支出還要高。如果企業虧損了👨🏿‍🌾,那麽所有的股東都要承擔風險後果,當然也就沒有什麽可以分紅的利潤。一旦企業破產資不抵債,也不用賠付股東。另外上市發行股票還有利於提高企業的知名度和可信度,增強這個企業對持股的員工的吸引力等。

    所以發行股票有很多好處👩🏻‍🦽‍➡️。但發行股票相對於發行債券🚐,投資者還是要承擔企業經營的風險。在中國往往只有非常優秀的企業💇🏽‍♂️,通過嚴格的官方審核🏂🏻,才有可能在A股市場上市🎁👆。通過高成本的復雜的手續,也可以在美國或者中國香港這些資本市場上市🤶,通過發行股票來向資本市場融資。

    很多企業對公司上市的積極性都非常高,甚至有的企業被大家笑稱其終極目標就是“上市圈錢”。企業上市有很多好處💆🏻‍♂️,融資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資本市場非常透明🥷🏿,上市也有利於企業整個治理結構的改善和日後經營狀況的持續等。但是,也有華為這樣非常優秀的企業🏵,並沒有公開上市⚠,它只是通過內部員工持股的方式,在企業內部發行股票來融資。

    最近民間經常開一個玩笑叫🏡:“你了解安利這家公司嗎🧓🏻?”這裏講的安利就是美國著名的公司Amway,是一家有六十多年歷史、全球經營的優秀公司。但是它也選擇不在證券市場上市,而是通過銀行貸款或者發行債券的方式進行融資。

    還有一些保守的歐洲公司✵,它們在所處的領域中具有較好的優勢,在全球也有相當高的知名度。它們的競爭力很強,盈利能力也很穩定8️⃣,目標市場應該說也沒有達到飽和,但是它們寧願通過發行債券來融資,穩定地緩慢地發展自己的業務,也不喜歡發行股票來進行更快的擴張🫱🏻。

    在中國,大家可能都知道“老幹媽”🫰🏼,它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企業🆑。但是到目前為止👰🏿,它一直拒絕上市🧛‍♀️,拒絕通過發行股票來融資。

    這些優秀的企業選擇發行債券,而不是股票,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點:

    1. 總體上發行股票是成本最高的一種融資方式。如果企業的盈利比較穩定🛣📣,原股東不願意因為發行股票而引入新的股東來分享他們的高額利潤,而情願在需要的時候,向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或者發行債券,以支付固定的⛓️‍💥、相對成本較低的利息來融資。

    2. 如果公司上市,企業的所有權和決策權就會變得分散,原來的企業所有者就會受到其他股東↙️,或者股東大會的掣肘。有時候為了股東所希望的短期利潤,企業的所有者也不得不犧牲公司的長期發展。

    3. 嚴格的信息披露會導致公司的重大決策和關鍵的財務數據不能保密🧚🏽。同時上市公司的董事會、監事會的高管們的行為,也會受到監管。前幾年就有一些知名企業的老總🚃,因為違規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獲罪判刑了。證監會對上市公司有著非常嚴格的監管。

    那麽♛😤,一家企業到底應該用貸款的辦法或者發行債券的辦法來借錢,還是通過發行股票來融資?

    這是非常有趣的🙆‍♀️,也是非常基本的問題👰🏽‍♂️,它涉及公司金融學(Corporate Finance)🏅。這個理論我們簡稱為“MM定理”。這兩個“M”是對這個理論做出開創性貢獻的兩位經濟學家的姓氏的第一個字母。第一位是莫頓·米勒(Merton Miller),第二位是弗蘭科·莫迪利亞尼(Franco Modigliani),兩位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他們兩位對公司金融的開創性研究,主要就是討論公司的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之間的取舍,不同的融資方式的選擇到底是基於什麽?

    米勒在現代公司金融理論上所做的貢獻相當重要。在他之前🥰,公司金融學還沒有成形🎩,學科體系非常混亂🤦🏻,很多學派各持己見💨。在米勒的文章發表以後👢,公司金融學開始走向有序🙅🏽‍♀️,走向規範,同時也改變了企業製定投資決策、融資決策的模式🤷‍♀️。所以MM定理從理論上對企業價值🔑、融資成本、資本結構🤷🏿‍♂️、現金流量🐊、風險等這些重要的財務概念🙇🏻,做了非常系統的分析📐。

    為了講清楚MM定理,我們先用一個簡單的案例來討論這個問題🦹🏻‍♂️🦸‍♂️。

    假設有AB兩家企業🪿,它們的業務和產品完全相同🩼,但是兩家企業在融資的時候🛀🏽🪸,選擇了完全不一樣的融資方式,A公司發行股票🧑🏿‍⚕️🪀,B公司發行債券。如果你是分析師,你需要給這兩家公司進行估值🔏,你覺得哪家企業的價格應該定得更高一些?我先把這個問題放在這裏,在學完了MM定理之後,相信你會給出自己的答案🧙🏽‍♀️。

    我們分三步來討論這個問題。

    第一步👩‍❤️‍👩,假設有一個完美的沒有摩擦的世界,其中沒有稅收🏊🛰,沒有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在這個非常完美的金融市場中,企業的價格就應該等於企業未來價值的貼現值。

    因為兩家企業業務相同,產品相同,現金流也是一樣的,所以AB這兩家企業的估值應該完全相同🧜🏽。在沒有摩擦,並且信息完全對稱的情況下,一旦AB兩家公司的估值出現價格差,就一定會有人進行無風險的套利,賣出價格高的‼️,買入價格低的,直到這兩家公司的價格完全相等🧝🏿‍♂️。

    這就是MM定理的第一個推論👩🏻‍💼:一個企業的市場價值取決於它未來創造的價值。所以無論你是發行股票還是債券🥮,其實對企業的價值是沒有影響的🏃🏻‍➡️。

    米勒在獲得諾獎的時候曾經比喻:一個公司的價值就像一塊比薩,它取決於面粉和水的多少🧑🏽,至於是切成四塊還是六塊🫴🏻,對比薩的大小,也就是對這個公司的價值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第二步🚍,在完美世界當中引入“稅法”的概念𓀌。發行股票是沒有利息的,而發行債券是有利息的👏🏽,而且所有的利息都可以抵稅,這就是常說的“稅盾”。

    利息所抵扣的金額實際上會增加企業的價值🤷🏻‍♀️,所以通過發行債券融資的B公司🛜,它的估值應該高於A公司🤶🏻。顯然稅負越重的地方,就越應該選擇用債券來融資,因為這樣會提高企業的價值。

    這就是MM定理的第二個推論🧜🏼‍♂️:在存在稅收的情況下,一個企業的價值會隨著債務融資比例的上升而上升,增加的那部分價值𓀚,理論上就等於利息乘以企業的稅率。

    第三步😨,在引進了稅製這個基礎之上,引入“破產”的概念。我們知道企業的債務過重會出現很多的問題,一方面銀行不會向債務過重的企業發放貸款;另一方面🆘,如果企業無法支付利息👩🏿‍🦳,那麽這個企業就會面臨破產。破產風險越高的企業,越不值錢。

    可以看出MM定理的第三個推論:當債務較高,存在破產風險的時候,一個企業的價值會隨著債務比例的上升而下降,而下降的價值等於公司的總價值乘以破產風險🎹。

    這就是MM定理的三部曲了。看上去非常簡單💅🏼,但是它用一個非常簡潔的框架解釋了幾乎所有可能出現的現象😒。

    我們可以用MM定理作為看待現實的金融市場和公司融資的概念框架,去還原現實中比較復雜的企業的融資決策🔑🚰。當一個企業的現金流不穩定的時候,比如高科技🦹🏻‍♂️、生物製藥公司,或者是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之下🤸🏻,企業應該增加還是減少它的負債🏃‍♀️‍➡️👨🏿‍🔧?當企業的利潤率很高✊🏿,但是投資機會不多的時候,應該增加還是減少企業的負債🗼?預計三五年就有盈利的時候🏏,企業應該用發行股票🙇🏼,還是發行債券的方法來融資?

    MM定理的分析框架⇾🦶🏻,可以幫助簡化一些具體問題,同時能夠讓這些問題在解決方案上找到重要的理論依據🧑🏽‍🚀。

    違法犯罪真的都是非理性沖動的結果嗎

    你是不是認為❣️,對違法犯罪這種事情🛶,應該是零容忍?經濟學大咖張軍教授在他的新書《我的經濟學思維課》對理性犯罪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讀完本文🎅🏽,相信你的想法大概會有點改變。

    首先,你可能會想,犯罪這件事情應該是法律專家研究的💇,一個經濟學家怎麽來跟我談這個問題?

    事實上,用經濟學研究犯罪的先河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開始了,這裏面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小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芝加哥大學的加裏·貝克爾教授,也是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一次,他需要趕去學校對一個學生進行面試。他當時還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但他住在一個比較遠的地方🕐,而哥倫比亞大學在紐約的市中心,於是他選擇開車過去。他開車到了學校之後,發現跟學生約好的時間就快到了👩🏽‍🦰,可是卻找不到車位。哥倫比亞大學沒有校園,車子就要停在哥大校外的馬路上🦈。你可以想象一下在紐約的市中心找停車位有多困難。

    由於時間緊迫🐵,貝克爾不得不立刻做選擇:是繼續找停車位👩🏻‍🦽‍➡️,還是冒著被罰款的危險在大街上非法停車。於是,他計算了一下收到罰單的可能性🍄、罰金的數額,以及找到停車位後需要花費的停車費,覺得值得冒險在大街上停車,所以他就非法停車了🩷,而且事後也沒有吃到罰單。

    他在停車的一瞬間,腦子裏就有了一個想法,“我這不就是經過理性的計算🧚🛩,主動選擇違法嗎✒️?”於是他就開始對犯罪的經濟分析產生了興趣🤿。再後來,他寫下了那篇著名的論文《犯罪與懲罰》,開創了犯罪經濟學的先河。

    所以,假設犯罪是一個理性的選擇🤴🏻,罪犯的犯罪行為是在使他的收益最大化,犯罪就可以變成一個典型的經濟學問題,這正是貝克爾的創新🕺🏽💆🏽。如果擴展開來🔣,法官也是理性的,立法部門也是理性的,他們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研究這一現象又會得出什麽有趣的結論呢?這就是我們這一節要給大家分享的核心問題——怎樣引入經濟學可以讓法律變得更有效率。

    首先來思考一個問題。如果張三和李四打架,李四的鼻子被打破了🛌,而你是這個案子的法官,你可以讓張三交一筆罰款,或者把他拘留一段時間,你會選哪種懲罰方式♣︎?

    通常,我們對法律的看法是維護正義↕️🌬,但直白一點說,就是一種報復主義♟🩵。在這種視角下🧙🏽,犯罪的懲罰力度應該和犯罪的嚴重程度成正比,不成比例的懲罰就是錯誤的🦓。這也是法學家通常對犯罪與懲罰的基本看法🤾🏻‍♂️。

    但經濟學家的分析不一樣,他們將理性分析的框架代入分析中,出發點是社會福利最大化,也就是每個人的福利加總起來要最大化👩🏼‍🍳。犯罪之所以是一件壞事👔👱🏻,是因為——第一,它會帶來直接的損失🖲,比如李四的鼻子被打破了👨‍💼;第二,它還會帶來我們預防犯罪的成本👩🏼‍🦰🙍🏿,也就是我們要用納稅人的錢去雇用警察、法官、檢察官➰,建造監獄,雇用看守人員來預防犯罪🎅🏻。這兩個層面加起來就構成了犯罪的社會成本🚣🏻‍♂️。所以𓀛,站在福利最大化的視角✋🏻,經濟學家認為,好的法律就要讓犯罪給我們帶來的社會成本最小化。

    有趣的是,犯罪造成的損失和預防犯罪的成本往往是反向變動的🚻。也就是說🧗🏼,雇用更多警察😳、大量采購警用裝備雖然會更好地威懾潛在犯罪行為🐄,降低犯罪造成的損失,但也同時會增加預防犯罪所花費的成本🧑🏽‍🏭。

    所以,我們肯定就會存在一個犯罪率的最優解,並且這個解肯定不是0🖇🏃🏻‍♀️,因為要100%抓到所有的罪犯,這個成本可以是無限高的🫵🏼🕖。在達到了最優犯罪率的狀態下,如果你增加警察的數量,那你會過度嚴厲🧛‍♀️;而如果你降低懲罰的力度,那你就姑息了不該姑息的犯罪。

    就像一開始我們提到的違規停車的例子⇨,被抓的可能性和抓到之後受到的懲罰力度,是兩個最重要的影響犯罪的變量🦹🏽。除此之外,還有懲罰形式也是可選的,比如在張三的例子裏🩶,我們可以選擇罰款,也可以選擇拘留🥔。

    所以政府的立法和執法部門就好像有一個工具箱,工具箱裏有警察的數量、定罪的門檻🧑🏼‍🏭、罰款👩🏽‍🦰、監禁甚至死刑等不同的懲罰方式,供它組合✊。理論上講🥑,針對每一種犯罪和不同的犯罪群體♏️,都可以定製一套最優的工具,來使得犯罪率達到我們設想的最優解,也就是社會成本的最小化。

    是不是覺得聽上去太美好,但實際情況下會不會不適用?還真不是,這套方法在實際中也確實在改變著法律的製定😇。

    比如,針對張三打破李四鼻子這個例子,經濟學家的建議一定是罰款,而不是拘留。因為罰款一定可以達到跟拘留相對等的威懾程度,只有一種情況例外,就是這個罰款數額已經大到犯罪分子沒有辦法支付🤚🏼。但是從成本角度看🧕🏻🤾🏻‍♀️,罰款比拘留劃算多了🤦🏼,因為收罰款幾乎不需要成本,而且收100元罰款和收1萬元罰款的成本也差不多🖋。但拘留需要建造監獄、雇用警察,成本高昂🏝。美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數據是🦶,在最安全的監獄裏💆🏽,每年關押一個犯人的直接成本都高達4萬美元🧚。

    所以📎🧑🏽‍🦳,經濟學家認為,除非犯罪太過嚴重,只要犯罪分子還有支付罰款的能力,就不要把他們關進監獄。

    但是,罰款往往會招來很大的批評聲音👃🏿,如果這樣做🗝,“富人支付能力強,可以購買更多的違法犯罪行為🈯️,這樣法律就好像是在為富人開脫,偏向富人,沒有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比如,在現實生活中🫴🏻🕴🏻,普通的有車族可能會為一次交通違章支付的200元罰款感到心痛👨‍🦯,但是富人壓根就不在乎200元的交通違章罰款☕️🦣。那麽是不是意味著💁🏽,富人就可以更多地違章了呢?

    這種指責也不是沒有道理,不少歐洲國家創造性地采用了一種叫“日付罰金製”的製度。什麽叫“日付罰金”?也就是法官根據罪行先判決罰款多少天,再根據這個罪犯的經濟能力確定他每天要罰多少錢。比如兩個人的犯罪情節基本相同🪧,都被判罰款30天⇨,但如果一個人的經濟能力是另一個的3倍,那他每天交的罰款也會是另一個人的3倍。罰款數額與他的經濟能力是成正比的。

    除了罰款這種形式📳,根據最優懲罰的原則,關於懲罰力度的選擇,經濟學家也提出,應該差別對待不同的群體,這樣才能做到相對公平。比如針對一些容易沖動魯莽的犯罪人員,通常來說就是年輕人,加重懲罰力度,不如增加抓捕的概率來得好,也就是說與其多建一些監獄,不如把這些錢用來多雇警察。

    為什麽?因為懲罰是發生在未來的,通常來講,年輕人情緒容易沖動🤾🏻‍♀️🧕🏽,他們對於未來的重視程度是遠遠小於當下的,也就是經濟學術語裏說的☮️,未來的貼現值很低。所以告訴他們,做這件事未來會受多重的懲罰,不太嚇得到他們,反而是增加警力,讓他們更容易被抓到效果會更好🚶。

    一些有趣的研究支持了這個觀點。現在很多國家的法律,對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懲罰力度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一個人到18歲之後💂🏼‍♂️,面臨懲罰的嚴厲程度急劇上升。如果對這些人來說,嚴懲不貸有用的話,那他們18歲那一年相對於前一年,犯罪數量應該大大下降才對🎩✋🏼。但實際上研究發現並沒有發生這個現象🤴🏿。所以,經濟學家建議🧑‍🚒,對於年輕人容易犯的罪行🎪,還是多加強警力會比較有效。

    把經濟學引入法律👩🏽‍⚖️,我們就會聽到所謂“最優犯罪率”這種有些奇怪的說法。一旦了解背後的邏輯,你就會發現🏊🏿‍♀️,這是為了社會福利最大化這個目標進行的一種權衡和選擇。它背後會涉及一系列復雜的製度設計🥃,包括怎樣立法、怎樣合理設置警力、怎樣設定罰款力度,等等✴️。

    總結一下🕵🏼,今天我們從貝克爾停車的故事開始,講了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個人怎麽會理性地選擇犯罪🤰🏿,法律又應該怎麽理性地去懲罰犯罪🆓🔎。相信你已經感受到🪜,經濟學的效率思維,很好地豐富了我們對於法律的理解🚶🏻‍♂️‍➡️,讓我們不僅僅是停留在正義的層面簡單地思考問題⛹🏽‍♀️。

    經濟學就是教人這樣一種思維方式:假定人們完全理性😚,找準他們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再提出和求解最優策略。用這種思維方式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製定法律✋🏼,當然也可以用來改變別的東西🧑🏻‍🦳🕋,這一點在之後的課程中你會更多地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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