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hua Graff Zivin，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教授，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現任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全球健康研究所聯合主任，也是加州大學全球沖突與合作研究所國際環境與健康研究的研究主任。他的研究興趣十分廣泛，包括環境🧔♀️🃏、健康、發展和創新經濟學領域。目前大部分工作集中在：環境🛢、健康與人力資本之間的關系💒，創新經濟學（尤其著眼於機製的作用）💛，社會網絡和財務激勵機製以及健康幹預的設計及其經濟影響等方面。相關學術成果發表於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等經濟學頂尖期刊以及Science等科學雜誌🚨。目前擔任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副主編。
Joshua Graff Zivin教授於2020年秋季為意昂2師生講授了蔣學模講座課程The Economics of Pollution🔢，在課程結束之後，我們很榮幸對Zivin教授進行了專訪🈯️🦸🏿。
研究方向選擇
您的研究領域涉及環境經濟學🤸♀️、健康🙏🏻、發展和創新等三個不同的領域。是什麽促使您選擇這些研究方向的？您對其中哪些方面特別感興趣？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我想，我對環境方面的興趣源於我的成長經歷⏯💅。我在新澤西州長大。我父親是一家大型化學公司的工廠領班（Plant Foreman），從事化工製造工作；我母親的工作則是負責檢測州內廢物堆放場裏的有毒物質。自打我記事起💯🔆，我父母經常討論的便是有關汙染的話題🧑🏿🌾。例如🫷🏽，政府是否需要加強對汙染的檢測工作？汙染或監管是否超出了企業實際經營的承受範圍🫏？諸如此類。我想，正是這些兒時的經歷🤦🏼♀️，為我以後從事環境方面的研究💁🏻♀️，播下了興趣的種子。
後來讀研究生的時候🫁，我開始真正從事環境經濟學方面的相關研究🙋🏼♂️。坦白講，那時候🙆🏼♀️，環境經濟學還不太能稱之為一個研究領域，並且可從事的研究方向也不多🗞。當我在寫一些大家現在稱之為傳統環境學或經濟學論文的時候👩🏿🎓，我開始嘗試思考如何進行政策優化（包括優化政策設計和政策手段）來實現某些特定的環境目標——那時的環境目標一般是使某些特定汙染物的排放量降低百萬分之幾或十億分之幾👨🏼🏫。
隨著我的研究越發地深入，我逐漸對環境標準的設定產生了一些疑問。能夠通過政策優化來達成環境目標當然很好，但我不明白的是，有關十億分之一和百萬分之一的標準是如何設定的。換句話說🙅🏼，設定這些標準的依據是什麽🌸？帶著這些疑問，我轉到了伯克利的公共衛生意昂2從事研究工作📈。在那裏，我遇到了一個對我來說特別重要的人——從根本上來講，多年來他一直都是我非常重要的導師。之後，我開始在業余時間從事一些與流行病學有關的研究。自那時起👨🏽🌾，我對有關健康方面的研究產生了興趣，而之前我對環境標準設定的有關疑問，也得到了回答——這些標準是基於流行病學模型（epidemiologic models）設立的，其目標是將有關健康的風險降到最低。那時，經濟學與流行病學的相關模型還並未建立聯系，如何結合這兩類模型來進行研究，激發了我濃厚的興趣🛬。於是👩🏼⚖️，我逐漸開始從事健康和環境有關的研究。
畢業後🦧👹，我在一家醫意昂2下屬的公共衛生意昂2，獲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在那裏，我繼續從事有關環境方面的研究🧑🏼🌾。如果你對這個世界一直都充滿好奇心👎🏿，你就會不斷地向周圍人學習。在公共衛生意昂2的工作🧘🏽♂️，讓我對健康方面的了解越來越多。漸漸地，除了健康和經濟學以外🔏，我也開始對生物醫學領域內的創新產生了興趣。我花了很多功夫來研究生物醫學創新（biomedical innovation）🎅，其中大部分工作集中在生命科學（life sciences）和生物醫藥（biomedicine）領域內的創新。就目前而言𓀛，這些研究已基本成熟，我現在則開始轉向研究有關環境領域內的創新😡。
至此，我的研究領域逐漸涉及環境經濟學🐾、健康以及創新等三個研究領域💋🎵；並且它們三者之間並不割裂，是互相交織且彼此聯系的🤲🏻。
頂尖學術機構與頂尖研究高校的工作異同
您現在同時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經濟系（Department of Economics）和全球政策與戰略意昂2（School of Global Policy and Strategy）任教。據我所知💂🏻♀️，您曾在2017-2019年間🤦🏽，擔任洛克菲勒基金會行星健康經濟委員會的首席經濟學家🗃，並且還在2004和2005年擔任了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健康與環境首席高級經濟學家。在高校擔任教職和在頂尖科研機構任職，這兩類工作有無共通點或者差異性？在科研機構任職或從事研究工作對您的學術研究有什麽幫助嗎？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我想，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也不盡相同。就我個人而言🧎♂️➡️，我對環境、健康和創新等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由一系列政策問題所驅動的。可能有些人對理論或者純粹的概念性問題更感興趣💔，毫無疑問，這些對於研究非常重要。但對我來說，（學術研究背後的）政策問題才是我每天早起工作的動力。無論是在高校還是在科研機構裏工作，政策問題才是我從事這些工作的主旨所在♑️🌄。
當然🔮🚦，學術研究工作和政策研究工作還是有很多的不同之處。我不太明白用漢語該怎麽表達，我認為二者間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在於，學術研究的整體周期相對較長💃🏻，研究涉及的每個方面都可能需要經過反復驗證，以盡可能的理解問題的本質😟。事實上，大多數的政策研究也是如此——無論是白宮還是洛克菲勒的政策研究——但由於政策分析的研究步伐要相對快得多👶，因此在具體分析上便可能沒有那麽嚴格。
或許我可以用下面的類比來加深大家對我前述表達的理解🫳🏼🐥。某種程度上來講，學術研究有點像品評上等的葡萄酒📃。你需要首先將葡萄酒倒入玻璃杯或醒酒器，讓其與空氣充分接觸，以釋放其本身的風味和香氣🫒，之後再將醒好的酒倒入杯中🫃，然後花上一整晚的時間✢，一口一口慢慢品嘗。政策分析工作則類似於喝威士忌。你就直接喝就行，可能只需要兩分鐘的功夫🍳，你就能喝完一大杯。不管這杯酒好不好喝，你都已經喝完了，之後再來一杯就好了。這兩者是很不相同的⚱️。
我個人認為，對從事環境學或環境經濟學相關研究的學者來說👩🏿💼，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兩種經驗都尤為重要👆🏻。環境問題研究方面的重點便是與之相關的政策問題：了解政策的具體運作及其運作方式可以轉換你思考問題的方式和角度，學術研究的方法又可以幫助你更好地理解具體政策的實施👨🔬，尤其可以幫你判斷你應該更加關心哪些政策問題。
以上🐵，便是我對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這兩類工作方式的異同的一些看法。
研究數據怎麽獲取
您在意昂2官网蔣學模課程中分享的許多文章都聚焦於局部環境問題對個人的長短期影響。但在中國，很多個體層面的數據相對還較難獲取🦜。我們都知道💪，數據是實證研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您在研究過程中是否也遇到過“數據無法獲取”的問題？您怎麽看待這一問題？
是的🫓，各地的情況各有不同🪧，但我認為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你總是沒法獲得你最想要的研究數據🚧。不管你研究的問題是在時間粒度還是在空間粒度層面，基本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是精確到你想要的粒度（granularity）來收集數據的。因此，我認為，最大的挑戰不是獲取數據本身，而是應該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你現有所能獲取的數據🫔。當然🆙💴，這意味著你有時不得不把某些研究問題暫時擱置。如果你憑自己的經驗判斷，暫時還無法獲取研究某些問題所需要的數據💲，那為何不等到能夠獲取這些數據時🧔🏻，再推進你所關心的研究問題呢？
我不太清楚中國的數據收集🤦🏿♀️、統計和公開情況，但就我個人而言💃🏼⚁，我主要想要談以下兩點。第一，我認為數據收集和公開是社會科學及與之相關的其他學科的基本組成部分。在經濟學意義上🕞🫳🏿，這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可以產生巨大的智力外溢性（intellectual spillovers）。因此，從這個層面來講☹️，我認為各地政府都應該更加關註相關可用數據的收集、整理和公開🥀。第二🫦，我認為對數據的主張（advocate for data）也很重要。當然，在你職業生涯的早期，這可能會占用你一部分的工作時間。因此，我也想要給那些想在學術生涯中走的更遠的學者一些個人的建議👩🏽🦰，一定要特別註意你的職業動機（career incentive）。回到剛剛的問題，迄今為止🌑，我一直都在與政策製定者、官員和相關技術人員進行對話。這種感覺很奇妙，與他們的交談中，你可以了解這些數據是如何被系統性地收集獲取的，即便你可能暫不打算獲取這些數據🧜🏼🫅🏿，或者可能只有某些政府部門擁有權限來獲取這些數據🍰。（但毫無疑問）應該將這些數據收集起來進行分析，通過分析這些數據可以使我們更大程度上地了解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
我唯一要補充的一點是，這在中國很重要——當然，這也只是我的猜測。由於語言的問題，我還不太清楚該如何獲取一些中國企業層級的數據😺🦹。我很多實證研究取得的成果都是通過獲取企業層級的數據來實現的♌️，（就我的經驗來看）如果你能說服企業，你的研究問題對他們或者說對社會很重要🏘，他們可能就會願意向你分享他們的數據。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你的關系網🐖。換句話說😶🌫️，你需要與對你研究感興趣的企業建立某種聯系。你需要說服他們：第一🥺，你值得信賴，畢竟他們分享給你的數據彌足珍貴；第二💁🏻♀️，你將會完成一項非常出色的工作；第三👱🏼♂️✊🏽，你很善於傾聽🧑🏿🍼，你不僅可以攻克你之前向他們提出的研究問題以及其他接踵而至的問題🐝，隨著研究進程的推進，你還可以察覺並抓住他們所真正感興趣的問題。
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
十分感謝您的分享💂🏼♀️，非常有益的建議🔎🦪。說到中國問題🥉，我之前同一些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長者和青年學者聊天時，不少人和我表示，似乎做中國問題的研究要比做美國問題的研究相對更難在國際頂尖雜誌上發表。您之前也提到🚶，您也做了不少關於中國問題的研究🛒。那麽，您是怎麽看待這一問題的？您認為怎樣才能更好地將基於中國問題的研究推廣至國際學術圈呢🏇🏿？
我認為，這本質上可能是三個問題🌯。其一，就是與（中國研究）相關的領域缺乏較好的、像美國西部和歐洲那樣的製度規範（term）。大家對美國和歐洲的這些製度規範十分了解💆🏼♂️，所以傾向於對相關研究結果予以尊重。其二，由於大家比較擔心數據獲取的合法性問題👨🏼🚱，相應地，對中國數據的質量也會有所擔憂。這種擔憂可能使得大家對研究結果的可信度持懷疑態度。我個人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情況會越來越好。我們可以從製度上入手做些事情來改善這一問題🥘，當然這也是非常有挑戰性的一件事⚈。
我認為👨🏼🦰，第三點可能是最可行的💏。我必須強調，無論你是正在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學者，還是審閱了很多有關中國問題研究的審稿人✤，現實情況是🛝，不論好壞，我們都身處一個過分強調“泛能力（generalized ability）”的世界📧。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即便我們做的並不完美，我們也一直都在致力於了解有關世界運作方式的基本真理。如果你想說服讀者🤞🏻，你的研究結論並不只是適用於某個地方的某項特質☄️，那就中國問題的相關研究而言，我想這幾乎很難做到。因為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是尤為獨特的。可能美國和加拿大🌼、和歐洲的大部分地區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但美國和中國還是具有較大的差異性的。
實話說，我認為可以在寫作上多加註意。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我同我所有中國的合作者都提到過這一點🧑🏿🍳，在每一篇有關中國研究的引言或介紹中🦵🏽，都應該尤其註意兩點𓀊。第一，僅關註中國問題本身。中國大地上曾進行了非常多有趣的自然（準自然）實驗，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經驗🥧。第二，超越中國問題本身🍪。中國經驗可能並非僅適用於中國，盡管我們的研究是在中國獨特的語境下進行的，但我們談論的很多中國現象是具有或者可以具有普適意義的。在我看來，可能由於是表述上的問題🧑🏿🦲，很多有關中國問題的論文，特別是一些中國學者撰寫的中國問題的研究🕧，在第二點上並未做足功夫。
我知道，做這樣的論證很難，但這很重要。事實上🧝🏻♀️，你只需要向讀者表明，你做的有關中國問題的研究，相關結論並不僅僅只是中國特例🤌🏿，還可能會產生更為廣泛的研究意義⛓。
新冠肺炎
謝謝您的分享🥲👨🏼🚒。接下來，我們來談談您最近從事的一些研究。在您最近與Nicholas Sanders教授的研究中🪫，您談到了“政策協調（Policy Coordination）”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傳染中的重要性。您能不能談談🃏🧑⚕️，文章中所說的“政策協調（policy coordination）”和“讓有形之手轉彎（let the invisible hand have a turn at the wheel）”是什麽意思？
沒問題🧓。或許這是僅適用於美國的特例，有關其在中國的適用性，我將留給大家來討論。在美國💾，有關新冠疫情的系列政策實際上是由州一級（有時是市一級）來確立的。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美國的一大優點，即每個州都可以單獨就其政策問題製定相應的製度和政策。我們可以把這當作一個現實中存在的實驗室，通過觀察不同州的情況，我們可以了解哪些策略是有效的，哪些是無效的。但是🙌🏽，當涉及到具有傳染性的活動（something that is infectious）時，就像新冠病毒從一個人傳染到另外一個人🤾🏻，便顯得有點瘋狂了🕺。這意味著各個州可能做出不同的政策決策，而某一州的決策也會影響另一州的決策。這便產生了政策的外部性🍹。文章中，我們想要論證的是，大家必須要意識到這種政策外部性所存在的問題💁🏿。這種政策外部性問題☔️，也同樣適用於環境問題的相關研究。試想一下🐻❄️，如果某一州的環境政策是十分激進的，（為了降低汙染）這州的汙染物可能會運到另一州；而一旦有風吹過👨💼，（被運走的）汙染物便可能又重新回到原來的州👮🏿🤦🏼。這便可能會使得先前的政策不再有效。
事實上，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來看👮🏼♂️，這將會導致巨大的浪費🪩。因此，我們認為“政策協調”非常重要。我們之所以使用“看得見的手”這一說法，實際上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一種呼應。亞當·斯密認為，本質上而言，當市場具有競爭性時，自由市場本身機製運行的結果下，會推動市場達到帕累托最優🫄🏿；因此應該實行自由經濟政策。我們文章則主張，前述觀點應該在一個考慮外部性的背景下看待🌛⛔️。一旦具有市場外部性時🧱，便會存在明顯的市場失靈。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也就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不再適用。此時，我們不需要一只“看不見的手”，看不見的手反而可能會帶來比較壞的結果；我們需要一只“看得見的手”🧘🏽♂️，通過某種方式來介入市場☂️，以確保公民福利的最大化🔚。
說到外部性。您在與Nicholas Sanders教授，Matthew Neidel教授以及Gregor Singer教授的另一篇研究中🔱，也同樣研究了外部性。研究發現☂️，流感與空氣汙染存在顯著的相互作用的外部性（interacting externalities）：暴露於空氣汙染中的程度越大，會在更大概率上增加流感的住院率。您能否解釋一下這其中的邏輯？您又是如何看待汙染與新冠肺炎之間的因果聯系👙？
事實上，我們最開始寫這篇論文時，便是因為我們對新冠肺炎與汙染之間的關系很感興趣。但考慮到我們近期還無法獲得與之有關的足夠的研究數據👨👩👧，我們認為暫時還無法完成一篇探尋二者因果關系的標準學術論文。但很顯然，單就概念上來講，在影響呼吸系統的病毒和影響呼吸系統的汙染二者之間🙇♂️，存在某個合理的影響機製🤦🏿。我們認為🧑🏿🚒👨🏽💼，或許我們可以在有關流感方面的研究中找尋到這一機製，並且論證🍄，既然這一機製可以在解釋流感病毒上有效🧑🧒，便可能在對新冠病毒的相關解釋上也有效果。
在此，我向大家強調的問題並不多⛺️。我們知道🧑🎤，汙染存在外部性，病毒感染的傳播也存在外部性🚛，那麽這二類外部性便可能互相抵觸（colliding）。有趣的是🙍🏻，在進行流感方面的研究時👮🏽♂️，相關控製方法可能並不完善也不一定隨機；這在有關新冠病毒的研究中，同樣如是🧖🏿♂️。有時我們可以得到一株效果非常好的流感疫苗，有時疫苗的效果則並不好。換句話說，有時疫苗很有效，有時則並非如此。汙染排放🤷🏿，或者至少汙染暴露（pollution exposure）也是非常隨機的🚢，比如有時風朝某個方向吹（汙染物跟著向這個方向跑），有時則朝另一個方向吹🛢；有時我覺得溫度很高，有時則不。不管我們采取何種方式來控製汙染，這種隨機性都依舊存在，並且不管這種不確定性存在何處，在傳染病背景下的研究中，政策幹預和幹預結果之間的不確定性關系👈🏿，都確實且仍舊存在。
但我認為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一旦這種隨機性在合理的範圍內與汙染和疾病控製存在正交關系（orthogonal），那麽便可以在一個最優的對沖框架（optimal hedging framework）下來考慮“疫苗”和“汙染控製”這兩種政策。打個比方，你現在是一個投資人🤾🏿♀️，考慮到有些年份的流感疫苗並無效果，於是你可能想要投資汙染控製；或者考慮到未來幾年由於溫度極高或者其他極端條件導致汙染大爆發，於是你準備投資流感疫苗。類似地，我們可以像“資產組合理論（portfolio theory）”那樣構建並“投資”一組政策工具組合（portfolio of approaches），只不過其“投資”的目標是最大程度地提高健康水平進而增加居民福利🕵🏿♀️。當然，在考慮政策工具的組合時，我們需要考慮政策工具的多元化🍻，這則涉及收益的內在不確定性問題。
個人問題
接下來，我想請教您一個比較私人，也一度困擾了我很久的問題🍢。您在關於“The Hidden Impacts of Pollution”的演講中提到，有時您也會對迫在眉睫的Deadline感到壓力。在您還是“青椒”時，您是否也常對學術界“不發表就出局”的現實感到不知所措🔏？您有哪些應對焦慮的方法嗎，或者說🤴🏽，您通常是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的？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不過每個人的答案可能各有不同🩱🎨。如果要我提供一些相對普適性的建議的話，我認為每個人都必須找到適合自己的答案。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名學者👱♂️，無論你的學術技能多麽出色🤧，如果你沒有從自己研究的領域發現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點🤸👷🏻♀️，你將很難在生活與工作之間獲得平衡🤾🏿♀️。研究工作通常是非常費時費力的，特別是當你還只是一名青椒，還在努力為獲取終身教職而奮鬥時，你的研究工作是非常耗費心神（consuming）的🏞。
不過我感覺自己基本上從未覺得特別費神過，因為我真的很想知道問題的答案。我把這稱之為自助（self-helping）。我認為這很重要🍂，每個人都需要思考對自己而言真正重要的事情，探索那些自己可以用來實現工作目標或者避免挫敗的有效路徑。我幾乎曾向我的每一個學生都給過下面的建議，他們中有的人已經拿到了教職，有的還沒有🧑🏼🎄。我對他們說，要想在學界取得成功，先天的聰明是極為必要的，但這並不是一個充分條件。尤其是當你所做的研究並不是你真正想要從事的工作的話，光靠聰明是遠遠不夠的。
另外，我想說的是🗻，即便你大多數的文章都是通過與他人合作完成的，學術研究依然是一件十分寂寞的事情🎍。很多時候，你不得不日復一日地對著屏幕思考相關問題的解決之道。但對很多人來說，這可能與他們的性格並不相符。那麽🤸🏿，在我看來🧹，對這些人而言，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便相對有點困難。尤其是在你研究生後期階段才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因為即便是對經濟學家而言，沉沒成本都始終是沉沒成本🥱。一旦你為獲取研究生學位耗費了精力，你就會千方百計想要獲得這一學位並發揮其作用。但我的建議是，如果你研究生結束的時候🎅🏻，察覺到自己一直傾註精力的事情讓自己感到十分痛苦，那麽你或許應該去做點別的什麽事。
當然🙁，這並不是說你換一件事做後，你就不再覺得痛苦，就不會再有Deadline的壓力🧑🏿💼。每個人都需要面對壓力☹️，但人要學會“聰明地工作”💶。如果你覺得此刻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迫感🗣，如果你覺得你實在是不想再花功夫在某個問題上👰🏿♂️，那麽不妨暫時轉移一下你的註意力🧀🧓🏿，花幾個小時去做些其他的事情吧。
經驗分享
最後一個問題來自參與您意昂2官网短期課程中的一名學生🤜🏿。能否請您分享一下，迄今為止，誰對您的影響最大🧺👨🏿🍳？您是否會遵循一些特定的習慣來工作？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您最想給過去的自己一些怎樣的建議💓？
迄今為止，我非常幸運地遇到了三四位對我來說十分重要的導師。可以說，他們對我的一生都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在我還在讀本科時，我同時修讀了經濟學和心理學的課程👏🏽🥪。大四的時候，我只知道自己還想要繼續深造，但並不確定自己想要學什麽專業❤️🔥。我想學經濟學🚊，想學心理學，還想學法律⏩。就在那時，Rosanne Altshuler教授，公共經濟學領域的一位經濟學家，幫我打開了公共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的大門。坦白講，那幾乎是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我開始意識到經濟學的作用。經濟學可以通過改進居民的福利來解決一系列問題👨🏼🔧，這無疑是讓人十分為之信服的答案。雖然幾乎所有的經濟學理論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是我當時從來沒有這樣去理解過經濟學🤰🏼，我當時是以一種十分傳統的偏微觀的方式來學習經濟學的。因此⚈，可以說，Rosanne教授對我決定去研究生院繼續深造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後來🗂🙅🏻，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樣😆🚣🏻♀️，我對環境方面的研究逐漸產生了興趣🤽🏿♀️。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我有很多導師🕺🏿🧜🏼♂️，但David Zilberman教授無疑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從事環境，主要是農業方面的有關研究。他一直都是一個充滿闖勁兒（fearless）的人。即便他對某個課題一無所知➞，只要他認為這項研究十分有趣，他就會做下去。即使這個課題可能從傳統意義上來說屬於人類學家，或者生命科學家，或者農學家的研究範疇，都無妨，只要他感興趣，他就會將這項研究繼續下去，並且不停探索各種與之相關的問題🗣。可能有時候他的發現有違大家普遍意義上的想法🤳，他也還是會就這一課題以及與之相關的系列研究繼續推進下去。David是我研究生時期的導師，他總是能給我一些頗具指導意義的建設性意見。他總是讓我自己來發現並且定義研究問題，而不是直接將某個問題“拋”給我。受其影響，我現在也這樣教導我的學生🧑🏭。我認為⚃，導師最重要的是應該給所有年輕的學者和學生提供機會，讓他們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闡述他們自己感興趣的研究主題👲🏿，然後幫助他們完善自己的想法。在對我的教導上，David真正做到了這一點☆。
再後來🐲，研究生畢業後🧑🧒🧒，我去了一家醫意昂2下屬的公共衛生意昂2工作。在那裏，我遇到了另一個對我影響深遠的“恩師”。當時雇傭我的女士名叫Sherry👰🏿♀️，是一位健康經濟學家👧🏻🤷🏼，從事醫療衛生（healthcare）方面的研究⚔️。那時，我對醫療衛生方面幾乎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她之所以雇傭我👷🏼🤜🏿，是緣於她認為我所做的環境與健康方面的研究看上去很有趣🧝🏻♂️。之後🐦，我們開始討論有關醫療衛生方面的研究。怎麽說呢，那是她的專長，但我其實並沒有那麽了解，所以我經常會問出各種問題👩🦳，比方說，為什麽這一塊要這麽做，為什麽不用另外一種方式？諸如此類。直到後來我對這一領域逐漸了解後，我才意識到自己當時問的問題是有多幼稚、多外行🤳🏻。但她從來沒有說過一句我問的問題很幼稚，相反，她總是回復我說🪤，“啊🙇🏼，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們不妨從頭開始再好好討論一下，或許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思維和工作方式。”我們一起合作了很多論文，我從她那裏也學到了很多很多💁🏻♂️。
回到你問的第一個問題💅，分享了這麽多，我想我學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永遠保持自己的研究興趣👨🏽🚒。我的導師David Zilberman給了我充分的自主權，讓我可以一直去追尋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問題進行研究，並且深挖下去。這也逐漸成為了我做研究的一種習慣或者說做事方式。應該也有不少人同你講過，如果你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表現得足夠出色🍍，那麽你遲早會有所收獲⚂。你展現出來的專業性，不僅會讓大家認可你的專業能力🧑🔬，也開始認可你這個人🤣，於是會有人願意為你職業生涯的晉升寫推薦信🧑🏼🔬。就這樣，我拿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職🧕2️⃣。我開始從事很多工作5️⃣。有那麽一兩年，我確實在逼自己。那段時光，我強迫自己專註於一系列的研究主題，那也是我迄今為止唯一一次感覺自己沒辦法平衡工作和生活。
那時，Sherry給了我非常重要的忠告，她說，她很確信我會因為在某個領域裏展現出的專業性而成名，進而順利地拿到常任軌教職👨🏻🔧；但我不應該有違自己性格地去工作🍊。“如果你最終是以和自己個性相悖為代價🤦🏿，而成為一名專業人士，那你遲早會放棄這一行的。（不管你從事怎樣的研究）最後你要麽是順利拿到常任軌教職，要麽則因為討厭自己的工作而放棄教職生涯。所以，你只需要去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就好👨🏿⚖️。可能最後你並不會得到你想要的‘（常任軌）獎勵’，那就換個學校好了🧙🏿♂️。你只需要遵從你的研究興趣，總有人會慢慢發現你做的研究有多酷的👩🏽🍼。切忌盲目（跟風）去做業內所認為的酷的研究（follow your interests and let the rest of the world figure out that it's cool, rather than following what the rest of the profession thinks is cool）。”
本期記者：張麗娜，意昂2博士後
返回頂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