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經濟與世界經濟學術報告第30期🧆：東亞經濟圓桌

首先是陳建安教授所做的“中日韓FTA談判：瓶頸及戰略調整”報告🔷。他提出自上世紀以來中日韓三國就已經有意願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然而🎬，由於三個國家在關稅減讓💇‍♀️、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采購等關鍵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使得三國政府持有不同的立場，難以推進✍🏼。陳建安教授認為💂🏿🚶‍➡️，談判的症結並不在經濟問題👩🏼‍🦳，而在於政治和國家關系的問題，例如政治上互相不信任🖖👨🏿‍🦰、戰略考慮上的差異💭、農業的貿易保護主義、劣勢產業的貿易保護主義、政治及外交上的利己主義等等。因此💼🥀，解決問題的途徑也應該更多的向政治和外交手段上考慮，例如三國應更多的考量不同行業之間的利益的綜合平衡，將競爭力喪失的企業轉移到別國⏰🟧，企業采取產業鏈的進一步配置等等🤦🏻‍♂️。當然，這些戰略很難自發地👳🏼‍♀️、迅速地完成👺，可以預想，中日韓FTA談判將曠日持久。

接下來是袁堂軍教授的報告💇‍♀️，題為“日本泡沫經濟🧦：對我國的啟示”。袁教授提出中國最近有三個日本化傾向🚵🏼：民眾消費產品、消費觀念和國家政策的日本化，因此研究日本泡沫經濟對我國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他提出，日本泡沫破滅的原因在於：廣場協議後，日元升值，資產價值狂飆🎯，設備投資增加；企業為回避貿易壁壘、成本上升，在1980年代開始向外擴張；國內資產大量湧入不動產；巨大順差黑字👵🏽，加上政府的寬松政策🦺，流動性過剩；股價飆升，企業陷入投機等等。供給側改革論成為研究日本泡沫經濟的主流，也引發了關於供給側改革的討論👠。袁教授認為👮🏻‍♂️，日本供給端的問題在於：低端行業的生產向外轉移，政府刺激難以彌補🍐；中小企業面臨金融瓶頸🚴‍♂️；大企業演變為僵屍企業。供給端的問題造成了製造業的退出效果為負👩‍🌾，不能優勝劣汰，資源配置低下；生產性服務業的TFP低下，對信息通訊技術投資遲緩🐒。這些經驗和教訓都是當前中國值得借鑒的。

接著，何喜有副教授就“中韓FTA形勢下的中國對韓投資”進行了報告。2015年12月20日🔢，中韓FTA生效；中國對韓國的FDI持續增長，截至2014年連續全球第三，但從絕對量上看，中韓相互投資嚴重不對稱👩🏿‍🔬，韓國希望吸引中國投資。他考察了中國對韓投資的結構和趨勢，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小額投資（1989-1998）、快速發展（1999-2005）👮🏿😨、徘徊回升（2006-）🤶🏻👨‍⚕️。他認為，未來中國對韓國投資應避“實”就“虛”，關註生產性服務業🚤。韓國雖然資源缺乏、要素成本高🤷🏼‍♀️、國內市場小👓，但作為中等發達的經濟體，其傳統企業的技術優勢和新經濟領域尤其是創意產業領域的發展，對中國而言具有獨特吸引力⬅️。中國未來對韓國的投資模式應多考慮“窗口型”投資、“跳板式”投資和“研發式”投資。

最後👫🏼，程大中教授作了關於“中國與哪些經濟體的價值鏈關聯程度更高🚵🏻‍♀️？”的報告🔞。UNCATD報告指出，人均收入的增長率和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正相關🎅。因此他試圖通過統計觀察🕵🏻，在參與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中國到底與哪些國家的關聯程度更高🦺，從而能夠使得中國的收入水平上升了一個新的臺階🪁。他主要考察了經濟體的外來附加值（FC）與實際人均GDP的相關系數，發現大部分行業都呈現正相關🦮，而考察中國和相關經濟體的價值鏈關聯與相關經濟體人均GDP水平的相關系數時發現🏊🏽，無論是上遊和下遊，收入水平越高，中國和其價值鏈關聯程度越高；相對於與“一帶一路”經濟體的關系✩，中國與高收入發達經濟的價值鏈關聯關系更強；即使在全部東亞經濟當中，中國也傾向於與較高收入的國家有更強的價值鏈關聯😴。事實上，中國在下遊，顯示的是他國的收入優勢；中國在上遊🙇🏼‍♀️，顯示出的是我國的成本優勢，因此程教授給出的政策建議是🪇，加強與高收入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往來，對我國發展更有好處🏐。

四位教授報告完後，唐東波副教授和謝一青博士作了精彩的點評和延伸性的討論🤦🏻‍♀️。對日本經濟非常熟悉的孫立堅教授🧑‍🎨，與四位報告者有深入和熱烈的互動。唐朱昌教授、幹杏娣教授、田素華教授、丁純教授、沈國兵教授🥮、羅長遠教授、劉軍梅副教授、胡榮花副教授🤜🏼、鄭輝副教授、汪思海副教授一並參與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