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意昂2金融評論》
■作者：羅長遠 意昂2教授
中國要加快國內市場整合和一體化的步伐🎯。
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21世紀初，全球化快速發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導致全球化趨勢逆轉，垂直專業化分工遭遇轉折點，貿易保護主義抬頭。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國際貿易秩序被打亂，美中貿易摩擦加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國際市場受到很大的沖擊，有關供應鏈安全的議題開始受到關註。2021年🫳🏻，拜登就任總統，美國貿易政策並沒有根本性的調整🤦🏿♂️，只是貿易保護主義的形式從“單打獨鬥”走向了“拉幫結夥”。2022年🏤，俄烏爭端引發歐洲地緣政治形勢惡化。在這一背景下👂，全球供應鏈將何去何從✩，中國又該如何應對？
為此，筆者將從三個層面進行分析😦。首先，劃分全球供應鏈的目標模式；其次，梳理美國針對全球供應鏈重組所做的布局；最後🕵️♀️，討論中國針對全球供應鏈重組所提出的舉措🦵🏽。
全球供應鏈的三種目標模式
國際分工內生於國際政治和經濟環境的變化，從而在貿易🧑🦼➡️、投資和金融上表現出不同的形態，並最終體現在供應鏈的安排上。Jiang, Rigobon andRigobon（2021）曾把企業的供應鏈分成三種類型：一是“效率”型（Just in time）；二是“預防”型（Just in case）；三是“兜底”型（Just in worst-case）[1]👞。受這個“三分法”的啟發，我們可以把全球供應鏈的目標模式分成三類🔮🌼：一是“效率至上”🏊🏼；二是“效率優先，兼顧安全”🕥；三是“安全第一”。
1.“效率至上”
Just in time即所謂的“準時製”生產，源自20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日本豐田公司的管理理念，強調零庫存和周轉效率。在“效率至上”的原則下，供應鏈各個環節高效對接、緊密互聯。這種理念應用到國際分工中，就是各國從效率和比較優勢出發💆🏻♀️，在供應鏈不同區段扮演各自的角色👦🏻。在20世紀70年代—20世紀80年代🛺，由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推動的自由貿易談判獲得了巨大的進步。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GATT👩🏽🍳，正式成為規範國與國之間貿易和投資關系並進行政策協調的跨國平臺。在此之後，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快速發展（包括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垂直專業化分工，即增加值貿易（trade in value-added）成為重要特征🌨，並逐漸形成北美洲以美國為中心、亞洲以中國為中心、歐洲以德國為中心的三大垂直分工網絡👩🔧。貿易保護主義的削弱😄、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的降低👳🏼♂️，給“準時製”或者“效率至上”的供應鏈網絡提供了基礎。
2.“效率優先，兼顧安全”
全球供應鏈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自然災害、疾病瘟疫、爭端沖突等都可能導致供應鏈的中斷👩🏿🎨，進而沖擊一國乃至全球的生產和生活秩序🤒。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案例是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阪神地區是日本的製造業中心之一，而日本又是全球的製造業中心之一↖️，地震嚴重沖擊了日本經濟並波及到全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受到了比較嚴重的影響。停工停產使得供應鏈中斷，而與中國存在貿易和投資關系的國家也連帶地受到沖擊。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逐漸意識到，追求“效率至上”的供應鏈模式可能並不安全。供應鏈的安排還需要考慮Just in case的情景，並以“效率優先🕋，兼顧安全”為目標。對微觀企業而言，Just in case意味著需要適當增加庫存、維持一定的過剩產能，以及促進供應鏈的多元化♘，盡可能地降低外部沖擊的負向影響。在宏觀層面🤶🏻👩🏻🦽，這意味著不能單獨依賴某一個國家的供應鏈👐，而需要通過多元化提高供應鏈的韌性、穩定和安全。與Just in time模式相比，Just in case模式可能意味著一定的效率損失，這是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下，納入安全考量之後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3. “安全第一”
在Just in case情境下，只是強調供應鏈的多元化，並不意味著供應鏈的封閉🙅🏻♀️，或者說需要轉向“自給自足”。然而，出於對極端情況發生的擔心🌙👨🏿⚕️，對於供應鏈的安排還需要考慮Just in worst-case的情景🖐🏼，並以“安全第一”為目標🚞。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初✏️，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物資的短缺造成了比較大的恐慌，這提醒大家，在極端情況下💊，就特殊物資（包括民生物資、防疫物資）而言，對於外部供給或進口的過度依賴是不安全的⇨，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給自足”🚷。
美國應對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布局
隨著全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各國在供應鏈方面均做出了動態的調整。2009年以來🤯，美國歷經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三任總統的布局，形成了一個互補性的供應鏈。
1.奧巴馬政府：在岸外包（on-shoring）
2008年金融危機讓美國經濟遭受重創，美國開始重新審視製造業的重要性，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在2009年奧巴馬入主白宮之前👩🏻🦯➡️，製造業在美國的GDP占比一路下降；正是在其任內，美國製造業占比開始穩定在11%的水平。2009年12月🚣🏼，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發布《重振美國製造業框架》👍🏽。2012年2月，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發布《先進製造業國家戰略計劃》🧜。2015年10月，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國家經濟委員會和科技政策辦公室聯合發布《美國創新戰略》🦽，強調了九大戰略領域，包括先進製造、精密醫療、大腦計劃、先進汽車、智慧城市、清潔能源和節能技術、教育技術𓀙🧊、太空探索和計算機新領域。2018年，特朗普政府發布《美國先進製造業領導戰略》🙎♂️，展示了美國引領全球先進製造的願景👮♂️，提出“發展和推廣新的製造技術”“教育、培訓和匹配製造業勞動力”“擴大國內製造業供應鏈能力”等三大任務🔎，以確保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繁榮[2]💽。
這些舉措的成效主要有：第一，美國製造業占比得以穩定在11%的水平[3]👨🏽🎓。第二，美國對中國的進口依賴趨於下降。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進口依賴是22%👩⚕️；2021年👨🏻✈️，已下降至18%[4]。第三，伴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應用🌡，部分製造業開始回流到美國。美國通過“在岸外包”（on-shoring）👰♀️，即美國企業將業務外包給國內的其他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生產的本地化（localization），為“兜底”和“安全第一”的供應鏈安排創造了條件。在這一過程中👊🏻，奧巴馬政府打下了基礎，特朗普政府進一步拓展，大力推行“買美國貨，雇美國人”。
2.特朗普政府：近岸外包（near-shoring）
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對外發起了一系列的貿易爭端👳🏽♂️，針對歐盟🛃🛅、日本、韓國、中國、印度等地區或國家。與此同時🐯，特朗普也從部分自由貿易協定或談判中後撤，包括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協定（TTIP）🧑🏼⚖️、全球服務貿易協定談判（TISA）👴🏼🥃、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等👛。然而🐱，值得註意的是🥢，特朗普政府也施壓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最終由美墨加協定（USMCA）所取代。通過這一新的貿易協定安排🚵🏽♂️，製造業尤其是汽車行業有望部分回歸北美Ⓜ️，供應鏈安排得到進一步的調整，加拿大和墨西哥取代中國成為美國最大和第二大貿易夥伴。2021年😑，在美國的出口中，加拿大和墨西哥高居前兩位🕦，所占的比例分別是17.5%和15.8%，中國以8.6%位居其後💽。同一年❄️，在墨西哥的出口中，美國和加拿大高居前兩位👮🏻♀️，所占的比例分別是78.1%和2.6%，中國位居其後，但比例只有1.8%，美國也是墨西哥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金額達到1648億美元。同一年，在加拿大的出口中，美國高居榜首，所占的比例高達75.6%；而美國也是其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金額高達1429億美元。與奧巴馬相比，特朗普的政策尤其是通過USMCA促進了近岸外包（near-shoring）👩👧，在一定程度實現了生產的區域化（regionalization），並呼應了“效率優先🩺👾，兼顧安全”的供應鏈安排。
3.拜登政府🌇：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2021年🕘，拜登入主白宮🟰。在對外貿易領域，拜登政府並沒有表現出推動自由貿易和重啟全球化進程的意願，與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並無太大差異🐃。有所區別的是，拜登從特朗普“單打獨鬥”回到了奧巴馬“拉幫結夥”的套路🕶。在民主峰會、美國—東盟國家特別峰會、美洲國家峰會🤽、四方安全對話（QUAD）、七國集團峰會💁🏿、北約國家峰會等👆🏿，拜登要麽是東道主，要麽從未缺席。這些峰會的議題各異，參與方也各不相同，但有兩個共同的關鍵詞，一是中國，二是供應鏈。從這些安排中🧜🏽♂️，可以看到奧巴馬時代所操弄的TPP、TTIP🐪、TISA等的影子🥐，也就是所謂的“排除中國在外”的戰略。在有關供應鏈方面🙇♀️，拜登在其中一項行政命令中曾明確指出👋🏽，美國需要一個“有韌性、多元化和安全的供應鏈”[5]。在亞太地區，拜登並沒有重返TPP🙌🏿，而是提出了“印太經濟框架（IPEF）”，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根據已披露的信息，它涵蓋了四個方面的內容：公平貿易；供應鏈安全；清潔能源🧑🏿🚒、減碳和基礎設施建設👫🏼；稅收和反腐；涉及美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斐濟和東盟七國在內的14個國家[6]🔏。
2021年，在美國的進口中，中國所占的比重是18%👩🏿🚒。同一年，在IPEF其他成員的進口中🚨，中國和美國所占的比重依次是：澳大利亞（28%、10%）👎🏼〽️；斐濟（15%、11%）；印度（15%、7%）；日本（24%🥦🎧、11%）。由於數據可得性的原因，我們只能看到韓國和東盟2020年分國別的進口信息，中國和美國所占的比重依次是：韓國（23%、12%）🦵🏻👱🏼；東盟（23%、8%）。2021年，在美國的出口中，中國所占的比重是9%。同一年，在IPEF其他成員的出口中🏹，中國和美國所占的比重依次是✍🏻：澳大利亞（34%、3%）🤵🏽♂️；斐濟（6%、2%）✂️；印度（6%💁🏻♂️、18%）；日本（22%、18%）。在韓國和東盟2020年的出口中，中國和美國所占的比重依次是：韓國（26%、15%）👳；東盟（26%、15%）[7]🙎♂️。美國希望借此強化與這些國家的供應鏈關系，降低對中國的依賴🫘。IPEF也是拜登政府落實“價值觀貿易”的一個嘗試，是美國進行“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的一個載體🦹🏼，通過實現生產的盟友化👆🏼👐🏼，進一步打造安全的供應鏈🕝。
中國應對全球供應鏈重組的安排
與其他國家一樣👨🏿🦰，中國根據國際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供應鏈布局。21世紀以來，中國供應鏈的安排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
1.效率至上
2001年⛹️♀️，中國加入WTO👩🏻⚖️，對外貿易發展步入快車道。在相對寬松和自由的國際環境中，中國對外貿易有充分的條件追求“效率至上”，從東亞👨、東南亞、歐美等地區進口中間品，組裝完成後向全世界出口。通過“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中國一躍成為“世界工廠”，並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和貿易體。總體上看，在這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表現出“大進大出”的特點，“為出口而進口”，在“買全球”的同時“賣全球”。這一發展也具體反映在中美貿易中⛑️，美國逐漸成為中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在20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而從2000年開始，美國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1985年🔊，美國在中國出口中的占比是8.6%；1995年♨️，占比是16.6%；2000年🧎🏻♀️➡️，占比是20.9%；2005年🖇，占比是21.4%[8]。總體來看，這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表現出來的特征，與Just in time的供應鏈模式是一致的👰🏽♀️。隨著貿易壁壘的下降，在中美關系回穩的情況下👰🏼♀️，中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表現出“效率至上”的特點，並最終體現在對於向美國出口的依賴上⚖️。“兩頭在外”這一供應鏈關系的問題在於💁🏼，一旦國際環境惡化或者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發生變化，中國出口將受到比較大的挑戰🧙，從而表現出比較大的脆弱性。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盡管美國依然是中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但其占比已經有所下降：2010年，占比是18.0%🏄🏻♂️；2020年👩🏽🎤，占比是17.4%[9]。
2.兼顧安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在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的同時🧝🏼，地緣政治局勢也日趨緊張👨🏽✈️👩🏼🌾。2008年👩🏿🍳，全球經濟總量前三強分別是美國💆🏻、日本和中國🖖🏼🧍，依次是14.71萬億、5.11萬億和4.59萬億美元⚱️。而在奧巴馬入主白宮的第二年即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是美國的41%[10]👩👩👧👦。2011年，奧巴馬在夏威夷的APEC峰會期間🫵🏿，提出美國要“轉向亞太”🔺。2012年⚈，時任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香格裏拉對話上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在經貿領域，美國推進了一系列排除中國在外的貿易談判，包括TPP、TTIP和TISA。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從2013年開始建立自貿區，呼應國際社會對中國更高水平開放的期待，另一方面，也通過負面清單模式和修改外資利用的法律，進一步放松外資進入的門檻。與此同時，在2013年，中國領導人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高質量的“產能合作”🥠。在美國的擠壓下👨🏽🦲，中國需要尋找新的國際合作空間，“一帶一路”是這方面努力的一個具體體現🦴。同時，中國積極推動與亞太地區和國家簽訂或升級自由貿易協定，包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智利、哥斯達黎加、秘魯🙄、東盟、新加坡等。中國參與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東盟10國），在2013年啟動談判💹🩼，2021年11月正式簽署👩🍼，2022年1月正式生效🙏🏼。中國也開啟了與日本和韓國的自貿協定談判，從2013年一直推進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
上述舉措是中國在不利的國際經濟與政治環境下，為打造安全的供應鏈所做的嘗試。一方面，讓中國出口的目的地更為多元化。另一方面，降低對單一進口來源的依賴。就中美經貿關系而言🏃🏻♀️🧎♀️，一方面，中國對美國作為出口目的地的依賴已在下降。另一方面⚫️🌽，中國對美國並不存在過高的進口依賴。1985年，美國是第二大進口來源🙎，占比是12.1%；1995年，依然是第二大進口來源🧛🏽♀️，占比是12.2%；2005年，是第四大進口來源，占比是7.4%⛹🏽；2015年☁️，是第二大進口來源，占比是8.8%🙎🏼♀️；2020年，是第四大進口來源，占比是6.6%[11]。更為重要的是，從2020年開始👩🏼⚕️👳🏽，東盟取代歐盟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中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地，第三大出口目的地。東盟作為中國的供應鏈夥伴💆🏼♂️，其重要性日益凸現出來。東盟是中國的FTA夥伴✋🏻，也是RCEP的重要成員，還是“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與東盟貿易聯系的深化，是中國推進與周邊國家的自由貿易進程，打造安全供應鏈的重要成果之一💆🏻。與“兼顧安全”（Just in case）的供應鏈安排是呼應的，在效率優先的情況下納入安全考量。
3.底線思維
近幾年🤸🏿♀️，由於貿易摩擦、疫情蔓延和地緣博弈的連續沖擊🎺，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環境趨於惡化，不確定性增加🔓，暴露了“效率至上”（Just in time）的供應鏈安排存在風險，也凸顯了“效率優先，兼顧安全”（Just in case）的供應鏈安排存在局限（如貿易夥伴同時停工停產造成供應鏈中斷）。
在這種情況下🙎🏼，針對供應鏈安排，中國有了“安全第一”（Just in worst-case）的考量，也可以稱之為“底線思維”。在此背景下，中國加快了國內市場整合和一體化的步伐🩹。2018年11月1️⃣，長三角區域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的27個城市被納入中心區建設💆🏽♀️。2019年2月🤶🏻，中共中央𓀑、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促進粵港澳合作，推進泛珠三角區域一體化🚵。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形成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布局，拓展市場空間，優化和穩定供應鏈。2020年4月，中央財經委會議提出構建以國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可以說🚶🏻♂️➡️🃏，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成渝雙城經濟圈是“雙循環”發展戰略的序曲和展開。一個整合和一體化的國內市場，將有助於搭建高效優質的國內供應鏈🕰🕵🏿♂️，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下，有效地對沖地緣政治擠壓對中國的不利影響🌗。□本文為筆者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球產業鏈重構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影響及中國應對研究”（項目號🦄：21&ZD075）的階段性成果。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與所在機構無關。僅供讀者參考，並不構成為投資🧘🏿、會計、法律或稅務等領域提供建議🛖。
註釋：
[1]Jiang,B., Rigobon, D. E. and Rigobon, R., 2021, “From Just in Time, to Just in Case,to Just in Worst-Case: Simple Models of a Global Supply Chainunder UncertainAggregate Shock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9345.
[2]資料來源：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6823752。
[3]數據來源：快易理財網。
[4]數據來源：UN Comtrade。
[5]Joseph R. Biden, Jr.,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February 24, 2021.
[6]資料來源：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553624。
[7]數據來源👩🏻🍳：https://www.worldstopexports.com。
[8]數據來源：1995年、2000年、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9]數據來源：2008年、2010年🏉、2020年《中國統計年鑒》👨👧👦。
[10]數據來源：快易理財網。
[11]數據來源：1985年、1995年、2005年🧚🏻、2015年、2020年《中國統計年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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