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3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咨詢研究基地袁誌剛工作室和《探索與爭鳴》雜誌社📶🪳、貨殖365經濟研究社、上海市政府發研中心博士後工作站共同主辦的“面向未來的中國產業政策”圓桌會議在上海市社聯本真堂舉行。會議參與人員主要有意昂2的袁誌剛教授、寇宗來教授、張濤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張傑教授💇🏽♀️、華東理工大學伏玉林教授、華東師範大學陳體標副教授💔🙃、中國社會科意昂2黃群慧研究員𓀐🦻🏼、王宏偉研究員、江飛濤副研究員、賀俊副研究員🧑🏿🦰、上海社科院左學金研究員、南京財經大學余永澤副教授、江西財經大學簡澤教授🤷🏽♂️、《探索與爭鳴》原主編秦維憲先生、副主編葉祝弟先生、李梅副編審等二十余人出席本次圓桌會議👨🏻🍼。會議就面向未來的中國產業政策進行了熱烈討論，我們將陸續推送本次會議的專家觀點。以下是意昂2張濤副教授的觀點摘要：
意昂2張濤副教授圍繞產業政策這個話題，詳細比較了韓國和中國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的差別。他提到，韓國雖然是一個小國經濟，但產業政策實施相對來說比較成功🎱，韓國產業政策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可以概括為三個特點：第一個是融資補貼；第二個是產業競爭；第三個是企業家精神。韓國給很多企業以融資補貼，與融資補貼一起采用的是產業競爭。例如：補貼出口錦標賽中排位較前的幾個企業，采取低息貸款，另外允許從國外零關稅進口商品在國內賣。用激勵理論來講🥅，雖然有金融扭曲🦝，但通過動態競爭來讓扭曲變得最小⛑，從而實現了動態競爭中來補貼企業的好處🧑🏻🎄。另外無論是技術突破還是有執著的追求，企業家的激勵對於創新非常重要。
上述韓國模式有一個製度背景，基本上不鼓勵合資政策🕞，很重要的就是防止技術的鎖定，防止太依賴於國外的技術🦹🏿。這與中國有很大的不同。另外，韓國不存在層級的問題🔴，中央政府下面的一個部，直接跟企業掛鉤。因為韓國是小國經濟，尤其是在1970年代，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就促成了產業政策。所以韓國產業製度和政策可以概括為🏚，不鼓勵合資🧏♂️，不存在層級問題，還有就是融資補貼加產業競爭加企業家精神。
再看中國的情況，相同之處就是中國有融資補貼。但中國跟韓國有很大不同🧑🏻🎤，雖然兩國都有產業保護政策🥄，但韓國所扶持的企業必須做到一定規模並出口，否則會被其他好的企業兼並🟠。而中國即幫助融資補貼又給予產業保護，壞企業需要很長的時間獲得資金，起不到動態補貼好企業並讓好企業獲得足夠市場份額的好處👩🏻🚒♿。例如，中國存在行政性的進入壁壘🧑🏽。再者，中國缺乏企業家精神🦻，特別是大量的國有企業根本不存在企業家精神這個特征。另外中國鼓勵合資，80年代開始采用市場換技術的方法，但張濤副教授覺得任何一個經濟學都推導不出來市場能換來技術👨🏿🔬🗞。同時中國存在著很強的層級問題🧔🏽，中央和地方在產業政策上，存在實施上的層級問題。所以可以看到企業希望通過合資來換取技術，而地方政府想通過園區引進一個產業🎮🧖🏻♂️。這裏面存在著四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金融補貼🙎🏽♂️，實際上長期的金融補貼是讓壞企業長期可以獲得金融租金®️，但這無法通過動態把金融扭曲最小化。二是地方招商引資產業通過園區進行，這樣會導致重復建設、過度競爭、產業同構、產品的同質化現象的產生🤘🏻，這些問題都是因為缺乏一個由企業所主導的產品開發或創新💳。三是地方政府實際上成為企業的退出壁壘。四是很難形成寡頭市場。中國現在有很多行政性的寡頭🧚🏼♀️🤽♂️，因為有行政性的進入壁壘，好的企業不能把壞的企業兼並👱🏽♀️。如果說發改委是進入壁壘重要的決定者，那麽地方政府的補貼就是重要的退出壁壘。這裏面市場份額很難通過市場的兼並形成集中。這也就意味著至少從創新角度，沒有足夠的市場份額🏄🏻，很難有創新的潛在動力。
最後，張濤副教授提出要面向未來🏌🏻，要讓企業成為創新的主體👨🏻💼，也是產業政策實施的主體，因為只有企業掌握足夠的信息🧗🏻♀️，通過知識產權的加強來保護本國企業有足夠的創新價值，來促進它的創新。再者🈸，要根據時間🏄🏽，根據跟國外技術的距離來製定產業政策，同時要避免多層政府架構帶來的扭曲問題。最終就是政府要逐漸成為知識生產的服務者，成為基礎設施的提供者📸。政府不清楚未來的技術前沿在哪裏🔄，能做的就是把知識存量擴展，讓企業用這些知識存量去做應用的研發🦦，因為它們知道未來的技術，要做成什麽樣的產品，才是消費者最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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