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意昂2和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吳建峰在第109期鴻儒論道的發言，經本人審閱同意👨🏿✈️。
中國是區位導向型政策實施最為密集的國家之一
首先非常感謝傅院長邀請🧙♀️，也感謝新望老師的演講。我的這個評論主要是對新望老師演講的補充。
剛才新望老師從宏觀角度回顧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區域政策演變進程，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的新的區域發展戰略🙅🏽。我結合自己的研究，從微觀視角來評估這些區域政策如何影響地方的經濟增長。
從學術角度來說🧑🏻🏫，區域性政策主要是指具有區位導向性政策（Place-based policies），即政府通過在一個特定區域內實施激政策，包括稅收減免，基礎設施的投資，人力資本補貼等等，使得要素能夠在空間向指定區域流動，促進產業活動和就業在該區域內聚集。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區位導向性政策在全球各國廣泛使用🤽🏻♀️。不同國家采用區位導向性政策目標不一樣。一般來說，發達國家采用區域導向型的政策👩🏼🏫，主要目標是提升經濟衰落地區🫵🏼，尤其是增加當地人就業機會。
例如美國1933年成立的田納西河谷管理局就是一個典型💗。成立該機構是大蕭條時期羅斯福總統推動新政中的重要一項內容🪴。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職能主要是通過推動新的耕種方法、植樹、新建水壩和發電來創造就業和解決田納西河谷的其他問題🕵🏼。
由田納西河谷管理局負責推動的水壩興建工程，1942年
研究發現，該機構的成立和其推動的基礎設施建設對田納西和美國的製造業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產生的集聚收益非常有限。除了美國，歐盟還有很多基金或者預算計劃來提升經濟相對落後區域𓀓，消除歐盟內部的經濟發展不平等。
和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往往在經濟基礎比較好或者地理條件比較好的地區優先實施區位導向性政策🤽🏻♀️，優先振興這些地區的經濟，從而引領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國的經濟特區和開發區就是很好的案例🪄。相關研究發現中國的開發區政策在推動工業化進程和地區經濟增長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理論上來說，區位導向性產業政策推動本地經濟增長的微觀機製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在一個大區域內實施激勵政策，能夠降低地區間貿易成本，促進產業活動的空間集中🙍🏼，從而產生足夠的集聚經濟。
第二🧉，經濟活動在有限空間集聚後對周圍產業也會起到帶動作用🚵🏿，即溢出效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區位導向性政策能夠促進新企業的進入，培養當地企業家精神。
我最近做了一些研究，主要就是通過中國的企業層面數據，來驗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施的區位導向性政策推動當地的經濟增長的微觀經濟學機製。
我的第一項研究主要是從微觀視角考察開發區對城市經濟的影響。(見 "The birth of edge cities in China: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parks policy", with Siqi Zheng, Weizeng Sun, and Matthew Kah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00, 2017,pp.80-103.)
我們收集了全國1568個國家級和省級的開發區🥕🌗，並利用GIS技術將其地理編碼落在地圖上。同時依據企業的地址信息🕵️♂️🪞，我們完成了1998—2007年中國工業企業和2006—2013年住宅和餐飲以及休閑娛樂企業的地理編碼工作。
利用上述編碼，我們區分了開發區內和開發區外企業。基於集聚經濟溢出效應的理論框架👵🏿，我們從生產和消費兩個方面討論了開發區興起是否會帶來“邊緣城市”的出現。
Economist（2016） : 中國是開發區政策實施最為成功的國家之一
我們的研究發現開發區對工業區內的在位企業TFP有顯著正向作用🧖🏻。概括來說，開發區使這些企業的TFP平均提高25.7%🎦。
我們的研究還進一步發現開發區對區外企業TFP、工資和周邊就業密度的正向拉動作用🪻。除了生產上的溢出效應外，我們還討論了開發區對周邊住房、餐飲和娛樂設施等的影響。
實證分析提供了開發區的興建會增加周邊地區新房的銷售⚄，以及新餐館、娛樂設施和商場數量上升的證據。我們的研究證實了開發區同時產生了生產和消費的溢出效應，最終促進城市副中心的出現🐇。
我的第二項研究是討論西部大開發是否帶動了新企業的出現🧎🏻➡️。（見“Location-based tax incentives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Evidence from private new firms in China”🦸🏽♀️，with Zhikuo Liu and Huihang Wu.2017. CCES Working Paper, Fudan University. ）
剛才新望老師講了我國政府在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政策🥥👨🏽🚒，並在2000年開始全面實施。西部大開發整個開發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為了減少改革開放以來 沿海內地間日益擴大的經濟發展差距🤷。
西部大開發政策實際上是一個大的政策包，包括基礎設施投資💺、稅收減免、人才補貼等一系列激勵政策。在這些政策中，有一個稅收減免的政策🧝🏿♂️，即對國家鼓勵的行業的企業在西部落戶將享受18%的稅收減免。
這項政策為我們研究稅收激勵如何影響本地經濟提供了非常好的政策設計。我們利用中國全樣本企業調查數據做了一個測算，發現相比於西部大開發政策實施後西部縣在2002-2004年間平均新生企業數量所占企業的比例要高於全國的比例👓。
基於這樣的觀察，我們驗證稅收減免是否帶動西部地區特定行業的新企業活動🏌🏼♂️。為了準確識別稅收政策帶來的差異🙌🏻，我們構建西部大開發邊界線上的對照縣和控製縣🛤。其基本假設是這些相鄰的縣地理位置✷💂🏽♀️、人文😣、社會環境基本相似的🎳🦡，唯一不同是位於西部的縣享受到了稅收政策（對照縣），而位於非西部的縣沒有享受稅收政策（控製縣）🤜🏽🎻。
基於地理邊界的政策斷點設計，我們的實證結果發現在稅收減免的指定行業中，西部邊界縣的新生企業數量比非西部縣多45%。這說明短期來看，西部大開發的稅收減免對新生企業活動具有正向的激勵作用💦🍬。
在這項研究中🪡，我們還進一步回答了稅收減免對新生企業活動的產生是否具有位移效應🤿↩️，即西部新生企業的出現是否由臨近這些非西部縣企業遷移過去，而非真正的新生企業🕵️♀️。如果存在位移效應👝，稅收減免就是一種“零和遊戲”。
我們的研究發現🩼，在受稅收政策影響行業的新生企業活動變化上，非西部邊界縣和其臨近但遠離邊界的非西部縣沒有太大差異。另一方面，我們還發現在西部大開發政策實施後🏇🏿，距離邊界100公裏以內的西部縣和非西部縣的受政策影響行業的新生企業數量都有增長趨勢，只是前者增長的數量多於後者。這些都說明，西部大開發的稅收減免政策對新生企業的選址影響不存在位移效應。
以上就是我的兩項研究所給出的關於區位導向性政策影響地方經濟發展的微觀證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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